，本案有三个人诬告，一个是葛品莲的生母沈媒婆——沈喻氏，怀疑儿媳行为不端，与葛品莲的死因有关；一个是杨乃武，在狱中所做的亲供，说余杭县长子到他家索诈等；再一个就是小白菜。

小白菜并非首告杨乃武，而在供词中“咬”出杨乃武，即与诬告无异。按她的诬告性质来说，似乎与杨乃武相似，都是情急无奈，但此一诬告所应负的责任，亦即从诬告的后果而论，应该与她的婆婆相比附。

“诬告反坐”，是多少年来不变的一个宗旨。所谓“反坐”，就是告人家什么罪名，判了什么刑，如果审明的是诬告，就应该受什么刑。其间又分已决、未决，诬告获准，被诬的人已经判决，并已处刑，后来发觉诬告，判刑必重。譬如诬告他人为盗，因而判了死罪，并已处决，则诬告的人，照道理说，应该偿命；如果未决，则错误比较易于弥补，诬告的人的罪过就轻得多。

杨乃武诬告之罪轻，则因为第一，所诬的罪不重；第二，审明诬告，并没有人受害，即是未决。再看沈媒婆，情形就不同了。

对沈媒婆所拟的罪名是：“因伊子速死可疑，喊求相验，并未指供何人谋毒，与诬告人谋死人命不同；

且府谳时陈明，妄供盘出谋毒各情，系由痛子情切所致。”看来是十分可原谅的事，但仍旧判了四年的徒刑，可说很重，何况是在丧子以后，又入囹圄，处境更为悲惨。

“然而这是没法子的事！”翁曾桂说，“沈媒婆请县官相验没有错，错在杭州府那一堂，明知砒毒之说，大成疑问，居然供称，如何向儿媳妇盘问，逼出她如何下毒的情形，完全是撒谎。这一下不但是诬指她的儿媳，间接亦等于诬告杨乃武。结果，杭州府判了一个凌迟，一个斩决，这诬告的关系太重，所以判沈媒婆徒刑四年，是她罪有应得。”

这番分析，刚毅自然同意，林拱枢亦无话说。从而想到小白菜的诬指杨乃武授予砒毒，足以致人于死，而且亦已判了死罪，是为“已决”，情况与沈媒婆相同，则诬告之事，亦应同科。

“话虽如此，若要再判小白菜入狱，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事。”林拱枢说，“大家都以为这个冤狱已经平反了，而结果如此，观念一定大变。刑法不能收教化警劝之效，又何贵乎有此刑法？”

这话将刚毅也打动了。他一向重视执法惟严，但更重视个人声名。如果这件大出风头的事，一变而为遭人唾骂，他是怎么样也不能甘心的。

“可是，在法理上也要交代得过去。”翁曾桂说，“我们三个人办这件案子，花的心血不少，凡是想得到的疑问，固然都有解释；就是一般人容易忽略的漏洞，我们亦都一一找到，究问到底，确可以毫无愧怍地说：已做到了‘毋枉毋纵’四个字。但如小白菜的应得罪名，略而不提，未免轻纵，就有瑕疵为人指摘了。”

“不是轻纵，是情有可原！”

“对！”翁曾桂接着林拱枢的话说，“不过，情有可原，也得有个理由啊！”

到此地步，意见才算趋于一致。但是，要找个情有可原，而且原谅到可以免罪的理由，却非易事。因为，不是很正当的理由，是站不住的。

苦思久久，终于是刚毅突有灵感——是从一个疑问上牵引出来的。他问翁曾桂和林拱枢：“小白菜熬不住刑，只求能够免于受苦，一切后果，皆所不问，这话不错。但个人死生固无所顾惜，牵扯到别人，总要转一转念头，譬如，有人告我是江洋大盗，问官刑讯窝家是谁？我总不会说是翁某人或林某人吧！”

“你的意思是说，”翁曾桂反问，“小白菜为什么不咬别人，而咬杨乃武！”

“对！”

这一下，翁、林二人也恍然大悟了！小白菜不诬指他人授毒，而指杨乃武，当然因为本有奸情之故。

照此说来，就是情有可原了！换句话说，倘无奸情，平白受诬，致人于大辟极刑，则是万不可原谅的一件事了。

“好吧！”翁曾桂向林拱枢说，“有奸情一节，势非叙入不可。”

林拱枢原来的主张是，妇女以名节为重，暧昧之事，既然双方都不肯承认，而依律例又不准“指奸”，则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奸情可以略过。如今既有诬指无辜须受重刑的关系在内，替小白菜设想，两害相权取其轻，林拱枢只好放弃原来的主张了。

于是，仍由翁曾桂动笔，将小白菜的罪名拟为：“葛毕氏提供杨乃武商会谋毒本夫，讯由畏刑所致，唯与杨乃武同居时不避嫌疑，致招物议，众供佥同，虽无奸私实据，究属不过妇道，拟杖八十。”

虽说“杖八十”，事实是可以宽免的。林拱枢对“虽无奸私实据”这一句，颇感满意，认为这样处置，应该说是非常公道的了！

奏稿呈上堂，桑春荣与皂保都不肯即时画行，托词原奏太长，而案情复杂，关系重大，需要细看，一搁搁了五六天。

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刚毅还想去催问，翁曾桂认为不必，复奏的限期一到，自然会发下来，此时不妨静以观变。

这样迁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