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求相验，并未指供何人谋毒，与诬告人谋死人命不同；且府谳时陈明，妄供盘出谋毒各情，系由痛子情切所致，应与‘诬告人死罪未决，满流加徒律’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徒四年。”

九、训导章濬即章抡香，“系余杭县幕友，受刘锡彤之托，向钱宝生药铺函嘱，亦有未合，革去训导。”

十、陈湖即陈竹山，“劝令钱宝生诬认卖砒，本干律议，业经监毙；应与在籍病故之钱宝生，均毋庸议。”

这些人的罪名，翁、林、刚三人，一致同意。此外还有五个人，应作何处置，可就意见不一了。反复辩论，总算又有三个人有了着落，第一个刘锡彤的长子，虽然许多地方都隐隐约约牵涉在内，但既已在福星轮遭海难时葬身鱼腹，不必再议。

另外两个是杨昌濬与胡瑞澜。一二品大员有罪，应得处分，定制，除了奉旨交议以外，不得擅拟。但指出的罪名，为处分的依据，仍旧大有关系。刚毅主张从严，拿王昕所指责的那些话，叙入文内；但翁曾桂认为事实应该分明，而语气不妨平和；最后由林拱枢折中，才决定这样措辞：“浙江巡抚杨昌濬，据详具题，不能查出冤情，京控交审，不能据实平反，意涉瞻徇。学政胡瑞澜，以特旨交审要案，所讯情节，既有与原题不符之处，未能究诘致死根由，详加复验，草率奏结，几致二命惨罹重辟。惟均系大员，所有应得处分，恭候钦定。”

这一来，大费躇踌的只有两个人了：一个杨乃武，一个“小白菜”葛毕氏。

“这两个人有没有罪呢？”承办之司官不断这样自问问人，最后意见取得一致，是有罪的。小白菜的罪状是，不该诬供！虽然此诬供是出于万不得已，但诬供杨乃武授予砒霜，则杨乃武就大受其害。因为意图自己免刑，而累及他人，这是从任何方面来说，都不能免除责任的，所以有罪。

杨乃武的情形，亦相仿佛。同治十三年四月，他为了想翻案，在狱中自己做了一个亲供，指称“葛毕氏串诬，问官刑逼”，固然无足为非，但说“有何春芳在葛家顽笑，余杭县长子令阮得索诈”等情，并无证据。其后自己在浙江司供认“图脱己罪，捏词妄诉”，这“妄诉”就是杨乃武的罪名。虽然何春芳、阮得等人，并未受到牵累，但不能不说他是做了一件律法所不许的事。

不过，有罪是一回事，能不能原宥又是一回事。而原宥到如何程度，更是需要衡情度理、斟酌至当的一件事。为此，翁、林、刚三人商量过好几次，但看法不一，总无结果，而复奏的限期，却一天一天地越逼越近了。

于是，翁曾桂说：“我们拣一个比较闲一点的日子，下定决心，把这一案做个结束。”

“哪一天都忙，要特意找闲日子，除非封印以后。”刚毅性子急，“拣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咱们拼着一宵不睡，也得弄完它。”

当时约定，由翁曾桂做东，在他家晚餐，饭后烹茗剪烛，摊开案卷，开始作最后一次的研究。

“我们先谈杨乃武。”翁曾桂说，“诬指平人，有违定制，依律应杖一百。这一点，两位都同意了？”

“是的。”林拱枢答道，“子良跟我都同意。”

“已经受过好些酷刑，再打一百板子，恐怕舆论不服。”

“在法言法！”刚毅很快地说，“管什么舆论？”

“不然！”林拱枢的声音缓和，而语气却很坚决，“刑期无刑，舆论不能不顾，否则，就不能收儆戒之效。”

一上来意见就相左，翁曾桂怕闹成僵局，急忙自我转圜，“我说错了，不是谈舆论，还是论法。”他问，“法有可原否？”

“谈到这一点，”刚毅让步了，“当然有可原之处。”

“那就是了。”

“如何原谅，”林拱枢说，“大有出入。若说因为受刑已多而免责，这话当然也说得过去，可是，杖责宽免了，杨乃武的举人呢？”

“举人？”刚毅不解，“什么举人？杨乃武的举人不是已革掉了吗？”

“就因为革掉了，才有疑问。”林拱枢想了一下说，“我作个比方，譬如甲欠乙一笔钱，乙又毁坏了甲的一样古董，如今乙不要甲还那笔钱了，可是毁坏了人家的古董，不应该赔吗？”

“那就两下扯个直好了！”

“对了！扯个直就是个理由。”

“好了！”翁曾桂提笔说道，“我赞成这个理由。”

接着，他在纸上写下来：“杨乃武诬指各节，虽因图脱己罪，并非有心陷害，究系狱囚诬指平人，有违定制，律应杖一百，业已革去举人，免其再议。”

“这很顺利。”翁曾桂很高兴地说，“再谈葛毕氏，作何处置？”

“若说情有可原，她比杨乃武更值得同情。纤纤弱质，在拶指敲打之下，何求不得。我觉得决不能再对她有何处置了。”

“不然！”这一次是刚毅驳林拱枢，“依律而论，她比杨乃武的罪，重得太多！”

“是的。”翁曾桂附议，“难就难在这里。”

翁曾桂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