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具状京控。其中所叙遭诬的经过，当然与浙江县、府、省三次所招的口供不同。

杨乃武所说的“真相”是如此：当案发之初，有个承办的余杭县捕役阮得，上门索诈，打着县官长子刘子翰的旗号，表示杨乃武如果肯出五百两银子，此案即可不受牵累。杨乃武因为问心无愧，断然拒绝。

阮得索诈不遂，转而向葛毕氏下手，教唆她诬攀杨乃武供给砒霜，毒死亲夫。他骗葛毕氏说：只要这样作供，便可脱罪。葛毕氏无知女流，信以为真，果然照此诬供。余杭县即据此串诬，将他逮捕到案，酷刑逼迫之下，唯有诬供。

这番情节，依照《会典》规定，足以翻案了。陈丹考虑了一下，觉得有跟朱智研究的必要，便陪着詹善政一起去拜访。

见了面，也看了京控的诉状，朱智点点头说：“果然如此，这一案当然要重审。我有几句话想请教詹乡兄。”

“不敢，不敢！朱老爷请吩咐。”詹善政很恭敬地答说。

“‘老爷’之称不敢当！”朱智问说，“这个状子是谁做的？”

“一位姓邹的老先生。本来是刑名师爷，现在在家养老。”

“令亲真的有这样一份亲供？”

“是的。不过其中稍微有点改动。”詹善政想了一下说，“譬如指明胞姐具状，就是邹先生的主意。家姐丈本意是要叫家姐具状的。”

“噢，这又是何道理呢？”

“邹先生说，妻子具状，当然比姐姐具状来得有力量，不过这要先轻后重，一步一步来。京控是第一步，京控一准，一定发回浙江更审。如能平反最好，倘或仍照原判，那时由妻子出面上控，显得情词迫切，比较更容易动听。”

“这个想法更高明。”朱智深表同意，“像这样的案子，情节虽重，当事人的身份不够分量，不会钦派大员去提审，十之八九是发回浙江，委由原官重审。那结果亦就可想而知，当然维持原审，看上去一定有第二次上控，甚至还是京控。我再请问，京控告到都察院，可有说法？”

“有的。”这次是陈丹代答，“他们已经托过吴蓉圃了！”蓉圃是吴凤藻的别号。

“请问，”詹善政问说，“我可要见一见吴都老爷？”

“不必，不必！”朱智连连摇头，“这个嫌疑一定要避！见了反倒不好，而且他亦不肯见你。反正只要托到，他家自然会有信到京；即使没有信，他也会秉公办理，不必去见他！”

不过，詹善政虽不宜去见吴凤藻，而朱智与他本就常有往还，作为闲来访友，顺便关说，并无不可。当时的结论是，抱告尽管去投状，即令吴家的家书未到，亦不要紧，可以由朱智跟他说明白。

投递京控诉状的第三天，朱智才去访吴凤藻。因为诉状收文以后，分到京畿道先由监察御史看了，才会转到掌印御史那里，去早了，吴凤藻还不知原委，谈不出结果。

时间估计得正好，“叶杨氏京控的状子，今天上午衙门才看到。”吴凤藻说，“这一案的是非曲直，现在还没法子说。”

“噢，”朱智想了一下问道，“是不是原案还没有过目？”

“是的。”吴凤藻答说，“已经去公事给刑部浙江司了，请他们移送全案，大概明后天就可以送到，这一案府、县、巡抚都问过，案卷一定不少。恐怕要三四天工夫才看得完。”

从宽估计，要六天以后，吴凤藻才能了解全案。朱智便暂且不谈案情，只作为同乡闲叙乡情似的问：“杭州最近有什么新闻？”

“不知道啊！”

“近来没有接到家报？”

“没有。”吴凤藻说，“舍间总是两个月来一次信，算算日子，也该有信了。”

照此看来，杨家所托的人情，吴凤藻还不知道，这样就更不宜在此时谈论来意。闲谈了一会儿，告辞而去。

上了车不即回家，转道去访余撰。一见面不必他开口，余撰反先告诉朱智，说是杨乃武京控的案子，他已经知道了，而且看到了诉状的抄本，认为京控应该受理。

“受理以后，怎么样呢？”

“那是都察院的事，要看吴蓉圃的意思。不过大致是咨解回浙。”

“这方面我要请教了。”朱智问说，“咨解回浙，是不是仍由余杭县审呢？”

“绝不可！连派余杭县会审都不行！谁派了，谁就要倒大霉。”

余撰将《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取来，指出一条：“督、抚、藩、县、道、府将应行亲提讯究之案，发交原问官收审，或仍令会审者，照例议以革职留任。”这是嘉庆十四年的上谕。到了道光十八年，另有一道上谕：“嗣后京控发交事件，着各该督抚等于审结时，将是否应亲之处，随案声叙。如有应亲提而委审，应亲提委审而仍发原问衙门者，俱着专案报部，照例分别议处。”朱智一看，完全明白，京控发回的案件，督抚应该亲提，或委审，决不能发交原问衙门，否则便失却了京控的意义。

刘锡彤是原问官，固然不准再参预审问，但照实情来说，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