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小小的风尘俗吏，晚境可悯，如果再落个革职的处分，于心何忍？所以我替他写了一封八行给杨石泉，不了了之了。”

“那就何怪乎其然了，余杭出了一件逆伦重案，浙江公车北上的举子，都愤愤不平，说刘大令在朝中有极硬的靠山，此案必成冤狱了！”

“少伯！”宝鋆唤着他的号说，“是怎么回事？我不懂你的话，你说清楚些。”

“这是轰动江浙的大新闻，老师大概还不知道。”金曰修提壶替宝鋆斟着酒说，“等门生从头说起。”

于是宝鋆拈须把杯，细听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他不但听得津津有味，而且听得极其仔细，有一个细节不了解的，立即插嘴追问，一定要弄明白方休。

这有个道理。原来宝鋆是恭王的密友，两人无日不见，自军机处退值以后，时常一车同载，在恭王置于大翔凤胡同的别墅“鉴园”中，流连至夕。饮酒、听曲、玩古董之外，聊闲天的时候居多，这桩新闻是极好的话题。但恭王看人料事，常有独到的见解，宝鋆要防他会提出疑问，所以非将始末原委弄清楚不可。

等将故事讲完，金曰修紧接着又回到刘锡彤与宝鋆的关系这件事上面，“浙江的举子都说，刘大令一定会请老师维持原判，杨乃武一定无法申冤。”金曰修有意嗫嚅着说，“还有句话，门生不敢说。”

“为什么？”

“怕老师生气。”

“不要紧！我本无庇护同年之意，生什么气？”

“这，门生就说。有人昌言：此案如成冤狱，则将来杀杨乃武者，不是刘知县，是宝中堂。”

“是何言欤？”宝鋆勃然变色，“莫非认定了我，一定会徇私枉法！”

“老师别生气。”金曰修说，“照我看，他们亦是唯恐老师插手干预，所以故意这么说，用意是希望老师不要管这件闲事。”

“我不管，我不管！”宝鋆大声说道，“我快八十了，还来惹这些是非干什么？不过，他们也不能无凭无据，硬说刘某冤枉了杨乃武。将来刑部议奏我倒要仔细看看。刘某枉法，我不会替他说话，但如秉公办理，并无错处，我难道亦不能说话？”

“当然，当然！如果是那样，我也要劝老师主持正义。”金曰修说，“此案刑部尚在研议，我会替老师随时留心。不过，刘大令倘有信直接寄到公馆里来，门生就不知道了。”

“真要有信来提到这件事，我自然拿信交给你。”

得此保证，刘锡彤想托宝鋆回护这条路子，就算堵得很严了。陈丹辗转得知这个结果，十分欣慰，立即写了一封极详细的信，密密封固，附在家信里面，由民信局寄到杭州，嘱咐家人务必送交詹善政亲收。

这下，就要忙他自己的事了。会试照例三月初八进场。三场试毕，四月十六出闱，自此而始，约莫有一个月候榜的工夫，无所事事，每天只是逛逛琉璃厂、看看同乡。但表面闲雅，内心不免烦闷，第一是闱中不甚得意，只怕要白辛苦一场；第二是詹善政竟无回信，岂不可怪？他心里在想，倘或落第，因为盘缠有限，非买舟回乡不可。到那时杨家京控，无法照顾，似乎于心不安，因此，盼望榜上有名的心更切，因为一中了，在京里起码还有两三个月的逗留，便可顺便料理杨家的官司。至于川资不敷，只要中了就不必着急，总有地方可以借贷。

四月十三发榜，名落孙山。正在懊丧不已之时，接到家报，内中附了一张五百两银子的汇票，信是他的胞弟写来的，说寄来的款子，供他中了进士后的应酬花费；倘或不中，不妨考虑用这笔款子捐个官。又说这笔钱是卖田所得，杨家所借的款子，坚决不肯收回，“盛情深为可感”。

陈丹却很明白，杨家的慷慨，是一种酬谢之意，而事实上又非如此不足以照应这场官司——詹善政另有一封信，附同寄来，信很简单，除了道谢并预祝高中以外，只说京控之事，正在筹划，约莫端午前后，便可相见。

果然，端午前一天，詹善政到了，同行的还有一个杨大姐夫家的老仆，名叫王廷南。京控决定由“叶杨氏”出面，王廷南就是她的抱告。

“预备到哪个衙门告？”

“都察院。”詹善政答说。

“可以。”已经熟读《大清会典》的陈丹道，“‘官民冤抑陈诉’都察院应当受理。收状以后，由京畿道监察御史承办。”

“就因为由京畿道承办，所以到都察院去告。”詹善政说，“京畿道的掌印御史是杭州人，一定肯帮忙的。”

“啊！”陈丹想起来了。掌京畿道监察御史，正是杭州人吴凤藻，他是咸丰三年的榜眼，曾经见过一次，“这位吴都老爷资格老，为人正派，能告到他手里，再好都没有。状子呢？”

“状子草稿早就备好了！请陈先生过目。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可以改。”詹善政开箱子取出诉状草稿，郑重其事地交付陈丹。

接状细读，才知具状的虽是叶杨氏，而申冤的实在是杨乃武本人。他在狱中做了一份亲供，按照规定，送交家属，指明请他的胞姐叶杨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