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还耽误了事机，不可不弄个清清楚楚。我拿《会典》给你们看。”

《大清会典》刑部这一部门，有很清楚的记载：“凡词讼惩其越诉。”下面的注解是：“军民陈告词讼，自下而上，先赴州县衙门具控，倘事款妨碍本官，不便控告，及审断不公，须于状内将控过衙门，审过情节，开载明白，赴该上司衙门呈告，再有屈抑，方准来京呈诉。”

“你们这个条件是符合的，就是说，浙江顶高的衙门，巡抚那里审下来，仍旧觉得冤枉，可以到京里控告。不过，也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令其出结，如已在本省各衙门呈告有案，方与勘问；如未经在本籍具控，或现在审办未结，遽行来京诉告者，交部讯明，先治越诉之罪，仍将该犯解回本省，令督抚等秉公审拟题报。’这个条件，你们是有的。难的是第二个条件。”邹观生说到这里，沉吟不语，仿佛在考虑杨乃武这一案的第二个条件够不够。

“邹老先生，”杨恭治忍不住问，“请教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第二个条件是案情内容，如果京控的呈词，与原案核对，‘只小有异同，无关罪名轻重者’，就不再审理，翻控的还要治罪，非要‘与达部案情，迥不相符，而又事关重大者’，方能受理。”

“这个条件也是合的。”詹善政说，“浙江报部说杨某人谋杀，其实没有，这就是与案情全不相符。人命案当然事关重大。”

“你的话不错。不过，空言无法为凭，怎么能找出有力的证据来，很值得研究。”

“是，是！这将来还要仰仗你老。”

“老先生，”杨恭治接着问，“京控准了，是不是部里重新审？”

“不一定，照《会典》的规定，有三个办法，一是由刑部提全案来审，二是发交督抚审办，三是由京里特派钦差大臣到该管省份去审。这三个办法，请旨决定。”

谈到这里，听得有人敲门，是邹观生的至亲从城里来访，胞侄、外甥带着孩子与过年的食物，小屋中顿时热闹非凡。见此光景，詹善政与杨恭治不便久留，相偕告辞。不过就这告辞的片刻，亦还有许多话，再三道谢，也再三重托，而且再三订约，不是年内，亦必在年初五以前，还要来访。邹观生也是跟这两个年轻朋友，一见投缘，满口地答应了。

两人回到城里，大感兴奋。彼此都有一种感觉，杨大姐入狱的结果，不过在心理上得到安慰，于案子究有几许效益，却还看不出来；唯有跟邹观生的这一番深谈，倒确是开了一个柳暗花明的境界。这一遭遇，是个极好、极难得的机会，必得切切实实地把握住。

“恭治兄，”詹善政说，“想大姐是个女流，劳她抛头露面，我不知你心里怎么想法，我可是很难过。现在既有这样一条路子，我们不可轻轻放过！”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杨恭治说，“以我的意思，我们不必回余杭过年，过年这几天跟老郑、邹老先生泡在一起，拿京控这件事办好了它。你看如何？”

“好！我赞成。”詹善政说，“不光是跟郑、邹两位泡，我们还要找路子，看进京会试的，有没有熟人可以辗转拜托，请他们在京里代诉冤屈。”

辗转托人当然办得到，然而非钱不行。这一，大正月里，登门拜访，少不得要带礼物，有求于人，则这份礼物，又非寻常酬酢，点到为止可比。

第二，新年家家有赌局，不是牌九，就是摇摊。遇上了少不得随和凑兴，甚至要特意输几文，作为应酬，这笔赌本，只能多带，不能少带。

第三，托进京的举子，代为申诉冤屈，当然要送程仪。如果家境过分清寒，盘费至今尚无着落，出手更得大方。助人成行去取富贵，这是雪中送炭的大人情，受者感恩图报，自然格外出力。

这样一算，当务之急，还是得回余杭去凑钱。詹善政自告奋勇，去走一趟，这在杨恭治自是求之不得。约定两天即回，而在这两天，杨恭治便在杭州打探路子。

赶回杭州，已是“小年夜”了，不过总算不虚此行。詹家为支助至亲急难，以高利借到一笔银子，总数五百两，尽数让詹善政带到杭州来了。

“我托人介绍，认识一个姓陈的。”杨恭治说，“他也认识乃武，谈起来很同情。此人进京，还差点路费，为数不多，大概三四十两银子。我因为不知道你能凑到多少，不敢先许人家。现在，你看怎么办。”

“姓陈的为人如何？”

“看来像很热心。”杨恭治说，“我听人说，此人笔底下很来得，今科必中。”

如果会试必中，就更值得结交，因为中了进士，无论点翰林或者分发到六部任职，都是京官，帮忙的日子正长。所以詹、杨二人，当天就带了节礼，冒昧登门，这是慕名拜访。

这个姓陈的新科举人，单名一个丹字，平日替人做些应酬文字，博些菲薄的润笔为生，人入中年，家累极重。中举以后，自然有至亲好友，帮衬上京的盘缠，怎奈时运不济，妻子儿女一个接一个患病，亲友的帮款，都耗费在医药上头了。眼看一年将尽，春闱日近，而上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