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秋后处决；‘缓决’及‘可矜’仍旧关在监狱里；‘留养’则打一顿板子，枷号两月释放。”

邹观生一口气说到这里，有些累了，杨恭治等他歇一歇，缓过气来，方又问道：“那么，这跟家兄定罪的期限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要谈到秋审的截止期限了。如果不划清界限，漫无标准，前后必致混乱。这个截止期限，以各省离京城路途远近而不同，过远省份，截止前一年封印为止，换句话说，今年十二月二十封印以前定谳的案子，归入明年秋审；以后的案子，就得归入后年秋审。浙江的限期，是二月初十，以刑部奏准之日为准。令兄的案子如果在明年二月初十以前，还没有由刑部奏准，就要拖到后年秋审再说。”

听此一说，杨、詹二人无不宽慰。不过詹善政对律例比较在行，细想一想，还有疑问：“这件案件，果真冤枉到底，小白菜当然是凌迟处死，家姐夫恐怕亦会落得个斩立决，那就跟秋审扯不上关系了。”

“凌迟跟斩立决的罪名，亦有归入秋审案内，秋审处主办，三法司会审题奏的。小白菜大概靠不住，令兄我想最糟糕亦不过判一个斩监候。命案跟盗案不同，盗案是害及大众，再则怕江洋大盗暗中勾结同党，越狱劫狱，关在那里，提心吊胆的不大放心，不如立时斩决，既绝后患，又昭炯戒。像寻常命案，何须如此？我看，还不要紧，如今已是年底，二月初十的限期，不过一个多月的工夫，刑部不见得能在这个限期以前，定谳奏准。”邹观生又说，“你们真的不放心，不妨派人到京城里去打听打听。”

“是的。”詹善政答说，“我们本来也有这样的意思。”

“如今是个机会。”一直神态平静的邹观生，忽然变得有些兴奋了，他问，“杨举人有没有交情深的同年？”

“你老是问，在新科举人当中，有没有比较好的朋友？”

“对！就是这话。”

“我想总有的。不过，要问过家姐才知道。”詹善政紧接着说，“有便如何？”

“开年是会试的年份，新科举人都要进京，有的已经走了，没有走的，元宵之前，一定动身。会试的举子，力量很大，他们到了京里，很可以帮帮令亲的忙。”

“是，是！”詹善政与杨恭治同声答应，用期待的眼光催促他说下去。

“这个忙帮起来不费事，只要拿这件案子不合情理，显而易见冤枉的地方，在京里说一说就可以了！”邹观生又说，“这件案子，浙江已经轰动，京里当然亦有所闻。同乡京官见了面就少不得都会打听，如果十个有六七个说杨某人冤枉，同乡京官自然会主持公道。这时候，情形就会有变化了！”说到这里，邹观生陶然举杯，显得颇为得意似的。

光是这副神态，对来访的客人，便是极大的安慰。詹善政提壶替邹观生斟酒，杨恭治夹了一大块肉放在他面前，笑嘻嘻地说：“你老先用点菜，压压酒。”

“这个变化有两种，不过结果是一样的。第一种，有人会跟刑部的官儿——大到堂官，小到司官，提醒他们此案要慎重；第二种，有言官会出面说话。”邹观生紧接着说，“这件案子如果能翻，照我看，言官的关系很重要。”

“是！你老再说下去。”

“言官闻风言事，根据浙江举人的舆论，就可以上奏。不但如此，哪怕刑部奏准，维持原案，言官一样也可以奏请重审。”

“噢。”詹善政不信似的问，“言官有那么大的力量？”

“当然有。”邹观生为他们解释，“言官有两种，一种是御史，就是大家都晓得的‘都老爷’；另外一种叫‘六科给事中’，照六部来分，职掌封驳——”

“慢慢！邹老先生，”詹善政打断他的话问，“请你再说一遍，职掌什么？”

“职掌封驳。照规矩来说，皇帝的上谕，到了六科给事中那里，如果认为不合规制，或者有错，就可以将原旨封还，请皇上再考虑，这叫封驳。”

“啊，啊！我懂了。你老的意思是说，皇帝不该准刑部的奏而准了，六科给事中就可以给皇帝来个驳回。是不是？”

“大致是这个意思。”邹观生说，“总之刑科给事中，对这件案子可以说话。”

不过话虽如此，一经明降上谕，再奏请收回成命，事情就比较吃力了。所以邹观生以为能尽早设法，央请言官，如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或者有言责的翰林——翰林如兼“日讲起注官”，即可专折言事，名为言责，实为言权。倘或这些受人尊敬的京官，肯出面来管这件事，不仅皇帝要虚心纳谏，刑部亦就更不敢马虎了。

詹、杨二人，连连称是，衷心接受了邹观生的指点。不过，这件案子要从多方面进行，求人之外，亦须求己。在浙江来说，这一案事成定局，要翻就得到京里去翻。那是怎么个翻法呢？

“告御状这件事非同小可。”詹善政说，“也要请邹老先生指教。”

“‘告御状’是俗称，正式的名称叫作‘京控’。这是所谓‘越诉’，限制很严，倘或不照规定，徒劳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