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善政、杨恭治还有李景山听。虽然李景山是生客，但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可以碍口的，她将李司狱所提，在狱中可能会遭遇失身的危险，毫无隐饰地说了出来。

“这，”詹善政神色凝重地说，“大姐，你还得要考虑。”

“是的。大姐，这不是开玩笑的事。”

“我想，不要紧！有办法可以挡得过去。”杨大姐旋转身子，正对着李景山说：“李二爷，俗语说的送佛送到西天，这件事还得要请你成全。”

“言重、言重！杨大姐，只要我能效劳得上，没有不尽心。你请说。”

“我在想，人家跟我无冤无仇，何必一定要坏我的清白。监狱里头的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无非想几个好处，我想再花个百把银子挡挡灾，要拜托李二爷想个法子。”

李景山吸了口气，有些茫然之感，因为直接往监狱里去打点的事，他还没有办过，不知如何着手。

见他踌躇不语，杨大姐便即说道：“李二爷，你慢慢想，我先跟舍弟说句话。”

她将杨恭治唤到一边，悄悄叮咛两件事：第一，立刻赶回余杭，再去凑几百银子送来。第二，她准备入狱这件事，除了杨乃武的妻子以外，任何人面前都不可泄露只字。

“我知道，这里头出入关系很大，你不说，我也知道。不过，”杨恭治又说，“大姐，这件事你要再想一想，万一出了什么事，大姐夫家知道了，不得了！”

“不会出事！就出了事，只要我不说、你不说，谁也不会知道。”

杨恭治恍然大悟，杨大姐为了救同胞手足，已经决定在必要的时候“吃哑巴亏”。良家妇女预备做这样的牺牲，实在罕见。

转念到此，他既感动，又感伤，“大姐，”他说，“我实在没有话了！总而言之，也是合该有救！”

“不见得。不过人事总要尽。”杨大姐说，“你此刻就动身，明天一定要赶回来。”

交代完了，重复回屋。李景山已经想好了，“杨大姐，”他说，“一客不烦二主，我想仍旧托李司狱，不过上门得有个因头。你看——”

他没有再说下去，是故意不说，杨大姐想了想，明白了，说声：“你请坐一坐，我马上就来。”

回到自己屋里开了箱子，把预定要送李司狱及李景山的酬劳，照数点齐，包了两个红包，用块手绢包好，走出来便递给李景山。

“李二爷。”她说，“一切都心照了。”

李景山知道里面是什么，接过来捏在手里，“杨大姐，”他问，“里头的打点，你要给我一个‘尺寸’，我才好办事。”

“一个整数，不知道够不够？”

这是指一百两银子。李景山点点头说：“我知道了。杨大姐既然相信我，我亦就不必多说了。”

于是李景山带着红包告辞，一出长泰客栈，先拿自己该得的一个红包收起，另外三百两银子，虽然詹善政有话，一切都包在里头，倪、李二人那里能少付一文，自己便多落一文。但那也无非口惠而已，应该原封不动，送交倪槐，才是正办。

到得倪家，闭门密谈，倪槐盛赞杨大姐，“谁说女人家没用，像那位叶太太，说话行事，差一点的男子，真不及！”他说，“她很厉害，不过厉害在正路上，不能不叫人佩服。可惜，女人家总是女人家。有些风险不能不冒，谁也替不得她。”

“有样东西可以替。”李景山双手一兜，做了个大元宝的手势，“钱！”

“噢，她怎么说？”

“慢慢来，我一桩一桩交代。倪二爷，喏，这是她叫我送来的。”

倪槐从李景山手里接过红包，一看是张三百两的银票，微有喜色，随即问道：“这笔数目怎么分法？”

“自然是请倪二爷做主。”

“做主的不是我，是我亲家。”倪槐问道，“你的在不在里头？”

“我的不要紧！”李景山含含糊糊地答说。

“不！大家做事有个规矩，来手二成，我会替你在我亲家面前说。如果事情真的可以做，这数目也可以了，当然会分出来给你；但如数目上还有斟酌，也要请你再去说一说。”

“是！如果李司狱一定说，是还要添，我把话转到就是。不过，要请李司狱在里头再关照一声，或者直接指定一个人，我自己去接头。叶太太的意思是，愿意再花个几十两银子‘保平安’。”

“保平安”是免于受辱之意。倪槐答说：“能这样最好。本来，监牢里头虽然无法无天，牢头禁子到底也要看看上官的面子。不过，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那位叶太太的一双眼睛太灵活，色鬼一看就会动心，倘或出事，未免对不起人家，所以不能不言明在先。如果她再肯花些小钱，我想平安是可保的。现在这样，你跟我一起再到李家去一趟，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把事情都谈好了它。”

说完，相偕去访李佩琼。巧得很，正有臬司监狱一名管事的差役在那里——此人名叫郑兴，是奉召来谈这件事的。所以李佩琼先请倪槐、李景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