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三天，天天得花二十两银子才能送进去一顿牢饭，却还不知道能不能到得了杨乃武口中。

到了第四天去送牢饭，禁子跟詹善政已经很熟了，告诉他说：“提人的单子已经下来了，明天一早过堂。听你姐夫说，案子是冤枉的，你们得要早早想法子。”

“是啊！是在想法子。”詹善政皱着眉答说，“托人到知府衙门打了招呼，都说‘能帮忙一定帮忙’，也没有一句切实的话。”

“空口说白话是没有用的。”

“自然也有点‘意思’。无奈——”詹善政踟蹰了一会儿，突然问道，“头儿，你能不能让我跟我姐夫见一面，我只说一句话。”

“那不行！上面知道了，我吃不消。”牢头禁子想了想答说，“这样，你要说的一句话，我替你带到。”

“那也好！”詹善政心想，说是说“一句话”，这句话却不易说清楚，传述有误，出入甚大，所以又改了口，“我想请头儿替我递张条子进去。”

“这——我自己倒无所谓，就怕别人知道了说闲话。”

詹善政这一阵子为姐夫奔走官司，进出公门，也很懂一些其中的奥妙了。一听这话，便即明白，立刻答说：“我懂，我懂！当然不会让你为难。”

“你懂就好！‘公门里面好修行’，你就把条子写起来，我替你递进去。”

詹善政识字不多，笔重千斤，这张条子要请杨恭治去写，顺便也可以跟他商量一下。于是跟牢头禁子说明缘故，立即奔回客栈，找到杨恭治写好一封短函，重回监狱，连同二十两一张银票一起递上。

“拜托头儿，替我讨个回音，我在这里等！”

“可以！”

很快地有了回音——他们问杨乃武的两件事：第一，官司有无把握；第二，应该如何下手？因为杨乃武本人深谙此道，官司如无把握，便得准备倾家荡产去营救，但从何入手，仍旧需要杨乃武的指示。而回音却只有一句话。

“你姐夫说，要你赶快跟沈媒婆去说明。”

“噢，”詹善政问道，“另外没有话？”

“没有。”

詹善政无奈，只得跟杨恭治去合计。两人细细琢磨一番，终于了解了杨乃武的本意，这场官司唯有疏通沈媒婆，口供有利于杨乃武，才是釜底抽薪之计。

有求于人，少不得先要表表心意。沈媒婆的境况不好，送现银最实惠，两人商量着，找张皮纸包了二十两银子，捏在手里去看沈媒婆。

“沈大妈，”杨恭治将一包银子递了过去，“一点点小意思，不要嫌少。”

沈媒婆接银在手，踌躇不语，受之无名，拒之不舍，想了半天答说：“不瞒两位少爷说，我是借了几两银子来打这场官司，住店要店钱，吃饭要饭钱，知府老爷还不曾见面，盘缠已经差不多了。总算天无绝人之路，两位少爷雪中送炭，我也就老老脸皮了。”

“大家都是受累，应该互相照应。沈大妈，我们两个可以当着你的面罚咒，十月初五那天，我姐夫在我家，一步都没有离开过。这场官司确确实实是冤枉的，沈大妈，”詹善政兜头作了过揖，“你无论如何要说句公道话。”

“我也没有说杨大爷拿砒霜给我媳妇。”

“可是你媳妇这么说。想来是受刑不过，信口乱咬的。只有你可以替我姐夫洗刷。”

杨恭治觉得他这话说得不大得体，便拉一拉他的衣服，向沈媒婆问道：“沈大妈，过堂的时候，你预备怎么说？”

“我，我不晓得怎么说。要看知府老爷怎么问。”沈媒婆想了一下说，“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会拿杨大爷牵连进去。”

有她这句话就够了。杨、詹二人道谢着告辞，心里宽松得多了。杨乃武打官司的本事，他们是知道的，既然他这样交代，而沈媒婆又有如此诚恳的表示，想来官司一定会有转机。

可是，是怎样的转机？他们俩都无从想象。

过堂那天，天气极坏，彤云如墨。大堂上阴森森的，只凭公案上一支红烛照明，望出去人如鬼魅，真像传说中阎罗殿的那种光景。

陈鲁升座，朱笔点处，第一个就提杨乃武，铁索锒铛地上得堂去，等陈鲁抬眼下望，两旁差役齐声高喊：“嘎——”其名叫作“喊堂威”，是震慑犯人的一法。

喊过堂威，陈鲁问道：“你就是杨乃武？”

“是！”

“你在余杭的名声，远近咸知。如今犯下这样的罪孽，还不从实招来？”

“堂上要乃武招什么？”

一听他是这种称谓，陈鲁不觉冒火，“什么堂上、堂下，”他拍着桌子说，“听你说话，就知道是个不安分的东西！”

“要称大人！”有个差役喝道，“公堂上不准没有规矩。”

“是！”杨乃武忍气吞声地朝上说，“请大人明镜高悬，为犯人申冤。”

“申冤，谁冤枉了你，是葛毕氏，还是谁？”

“是的，是葛毕氏。乃武中举以后，亲友应酬，忙得不可开交，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