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浩的情况，亦复如此。除此以外，就只剩下一个与直系向有渊源，且与曹锟旧识而颇蒙欣赏的王克敏了。

“这件事找王叔鲁。”曹锟说道，“叔鲁有一样好，公私分明。”

曹锟的所谓“公私分明”之“公”，是指他自己。意思是王克敏的操守虽然不佳，但绝不会将他曹家的钱，装入姓王的荷包。换句话说，该当是他曹锟应得的好处，王克敏绝不会吃掉。

果然，王克敏神通广大，很快地借到了一百万元，在端午节前两天，及时发放了一批欠饷。

与此同时，黎元洪在天津亦借到了一笔钱，用他自己的不动产，押借了十二万元，设立一所“国会议员招待所”，预备拆曹锟的台。

因为这时直系逼宫，已演变为直系与反直系的政争，目标已非目前由谁执政，而是未来的“最高问题”。争斗的焦点，集中在曹锟身上。直系拥曹，而非直系反曹，原因不一，或由于私怨，或由于本身的利害，或由于看不起曹锟，或由于直系准备以钞票砌成曹锟踏上“最高位置”的垫脚石而大起反感，或由于政治主张的不同，坚持先修宪后选举。

反曹——阻止曹锟当大总统最有效的办法，便是采取消极态度，离开北京，使国会无法获得选举所必须的出席人数，这就是所谓“拆台”。黎元洪对拆曹锟的台，当然最热心不过，所以愿意花钱设立“国会议员招待所”，由政学系的要角，广东籍的参议员杨永泰主持。

不过，这个招待所只是过境的接待机构，出京到津的国会议员，每人发给大洋五百元，作为“移沪制宪”的旅费。统计在天津领了旅费的有五百零三人，但只有三百八十五人到上海报到。其余的一百多人，少数回乡探亲，大部分仍旧回到北京观望风色。

可是，就只三百八十五人的缺席，对拥曹派已构成极大的威胁，因为两院议员总计八百七十人，举成数而言，号称“八百罗汉”。选举大总统，依法必须有三分之二到会，去了三百八十五人，就凑不成三分之二的五百八十人了。

这一来，最着急的还不是直系要角，而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原来直系津保派的核心分子，包括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山东省省长熊炳琦、直隶省省长王承斌、议长边守靖、京兆尹刘梦寅及曹锟的秘书长王毓芝，曾集会做成一个决议，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已提出辞职的声明，态度消极，所以对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该全力争取，不容生变。这个争取的任务，交由王承斌。

原来王承斌不但与吴景濂同为辽宁兴城人，而且有师徒之谊。吴景濂号莲伯，王承斌号孝伯，两人合称为“兴城二伯”。师徒二人向来无话不谈的，王承斌便老老实实向吴景濂开了条件。

“老师，”王承斌说，“如果你老想法子拿曹三爷捧上台，阁揆一席，自然非老师莫属。此外，另外送五十万，那是大家的意思。”

吴景濂一听这话，心跳不已，定定神问道：“何谓大家的意思？”

王承斌解释“大家”就是高凌霨那班人，五十万是活动费。曹锟兄弟对钱看得重，这话不必跟他说，反正由买票贿选的经费中匀出来就是了。

“组阁的话呢？”

“那是曹三爷同意的。”王承斌加了个伏笔，“将来吴子玉亦绝不会反对。”

“这是真话？”

“我怎么敢骗老师？”

“好！”吴景濂重重地说，“我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