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知道后果的严重。”他略停一下又说，“事实上你无法封锁这个消息，因为我可以透过美国领事馆的电台，将这个电报发到上海。而你们，将毫无必要地担负起违反国际公约的责任。这是一件很不聪明的事。”

那个领班很有魄力，一听他的话不错，随即答说：“很好！我接受你的解释，电报照发。”

接着辛博森分访英美领事馆，报告黎元洪被劫持的情形，两国领事立即派遣副领事去探望。其时辛博森拍发电报的事，已报告到王承斌那里，立即加强了隔离的措施，原来洋人可以自由出入的特权，亦被取消。因此两国副领事，竟不得见黎元洪一面。

这一下引起了外交团的公愤，但却无法采取有效的授权行动。黎元洪困在专车上，越想越窝囊，一个想不开，取出随身携带的一管镀金小手枪，对准自己太阳穴，要扣扳机。

福开森大吃一惊，幸亏他眼明手快，跳起来将黎元洪肘弯一抬，子弹直蹿车顶，手枪也就被福开森夺下来了。

但这并不能使王承斌害怕，或者觉得黎元洪可怜而放松一步。相反地，他认为恶人的名声，反正已经出去了，若无结果，太不上算，所以逼印的态度反更坚决了。

到了晚上十点钟，他又上专车，开口第一句就是：“大总统既然觉得干不下去，又何必把持印信？”第二句话是对黎元洪的侍卫武官唐仲寅说的：“如果大总统不肯将印交出来，就只有委屈各位陪大总统一直住在专车上。”

于是黎元洪左右的亲信，密密商议，决定屈服，明告王承斌：“印信在北京，法国医院。”

“请大总统打电话回去，一交印信，我马上护送大总统回公馆。”

电话由唐仲寅打给伴护黎本危的机要秘书瞿瀛，答复是：“没有大总统的口谕，无法照办。”

迫不得已只好由黎元洪下车，在站长室要长途电话找黎本危，用湖北乡话讲了好久没有结果。因为黎本危不能想象有地方长官劫持元首这种危险的情况，犹自极力劝黎元洪坚持到底。

这时金永炎已用另一具电话接通了瞿瀛，他说：“大总统的处境，极其难堪，也极其危险。大总统已经自杀过一次了，二太太再不放手，只怕迟早会出事。”

瞿瀛听得这话，转告了黎本危，终于同意交印。但黎元洪却还不能恢复自由。原来交通总长吴毓麟等在直隶省长公署，预备收印复命，此时专车赶回北京，要从黎本危手里收到了东西，才能放人。

结果是站长室做了大总统的行馆，左右亲信，相对黯然。黎元洪却还不大服气，请辛博森到电报局补发了一个给“全国报馆”的通电：“前电到达。王省长率兵千余人，包围火车，勒迫交印；查明印在北京法国医院，逼交以后，尚不放行。黎元洪自准张揆辞职，所有命令皆被印铸局扣留未发，如有北京正式发布之命令，显系伪造，元洪不负责任。”

这个声明当然是必要的，但无补于已成的败局。到了第二天一大清早，王承斌接到北京电话，知道已取得印信，可是黎元洪犹须办一个手续，才能恢复自由的平民生活。

这道手续就是正式向国会、国务院、全国民众表明：“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表明的方式是发通电，发通电要他亲笔签名。

事已如此，黎元洪懒得再争，很痛快签了名，可是一回到家，当然会有所表示。

黎元洪的修养到底不如徐世昌，提得起，放不下，不能视非分的尊荣如浮云过眼，加以左右亲信的怂恿，决定把握一个“缠”字诀，跟直系周旋到底。

这就少不得又要发通电了，说交印以后，复要求“发电辞职，交院执行”，照通行法例，“被强迫之意思表示，应为无效”。

当然，直系在高凌霨一手导演之下，亦有一番精彩表演，除了由王承斌通电说明，大总统离京，不交印玺，“陷全国于无政府地位”，而“节关在迩，军警索饷甚亟，前途异常危险”，作为迫不得已索印的理由。最出人意表的是，高凌蔚与直系三总长，海军李鼎新、交通吴毓麟、财政张英华，联名给了黎元洪一个电报，说“事前未蒙通谕，攀辕无及”，北京为政府所在地，“国不可一日无元首”，恳请“即夕旋都”。这个假惺惺的做作，大有指黎元洪“弃职潜逃”之意，惹得“泥菩萨动了土性”，复电表示，高凌蔚等人，辞职已经照准，并派李根源代理阁揆，所以“请稍息贤劳”，目的是否定此四人的阁员地位。

但是，直系手中握着同为黎元洪具名的两套文件，运用自如。最有利的，当然是六月十四日凌晨两三点钟，在天津新站签署的“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的那个电报。高凌霨经此“授权”，在国务院召集会议，除了澄清总统辞职问题以外，最重要的当然是端午节以前，如何发放军警欠饷。

这除了举债以外，别无筹款之道。贷借的对象自然是外国银行，但能跟外国银行借得动钱的交通系正当失势，且与直系敌对，就算交通系有人自告奋勇，直系亦不愿请教。曹汝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