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万大洋，一名内阁总理，富贵都系在国会议员身上，眼看此辈纷纷南下，心里如何不急？除了向“袁家花园”——贿选机关领了一大笔旅费，派人分头向南下议员游说敦劝回京以外，还想出来极妙的一着。

“打开天窗说亮话，选举有好处，谁不想来？不过当时冲动，拂袖而去，如今重新回京，面子上磨不开，所以得给他们找个借口，开条路子。”吴景濂得意地说，“这条路子，我找到了。”

原来国会议员的任期即将届满，对于这个切身问题，不管是留京还是南下的议员们，无不关心。吴景濂即是针对这一点，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准备策动议员提出国会组织法的修正案，在第七条“众议员任期三年”下，增加一项但书规定：“议员职务应俟下次选举完成，依法开会之前一日解除之。”这就是说，下届议员未曾选出，并依法集会以前，本届议员的任期，无限期延长。为了不使法统中断，事实上亦非如此不可。

但国会组织的修正案，需要开会才能通过。这就是一个借口，一条路子。让南下的议员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回北京开会，不是去选总统，是为我们自己争取合法的地位。”

黎元洪在天津待不下去了。最初，除了外交团以外，没有人当他是现任的大总统。以后外交团也厌烦了，因为他给外交团领袖葡萄牙公使符德礼的公文太多了，内容则与外交团毫不相干，照译照转，不胜其烦，而且出于饶汉祥的手笔，在外交团的中文秘书看来，有不知所云之感。为此，符德礼在一次餐会上向各国公使、领事宣布：黎元洪的文件，以后不再转发，因为无此必要。

于是黎元洪的智囊，加上新由段系中转过来的“盟友”李思浩、姚震，还有黎元洪的同乡、气死“袁皇帝”的陈二庵，都赞成他去上海。“息影”天津的段祺瑞，亦认为黎元洪在天津难有作为。既然众议佥同，即令浙江军务督办及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尚无表示，也顾不得了。

但走要走得秘密。因为第一，事先一宣扬，而火车站冷冷清清，无人送行，未免难堪；其次，秘密成行，大有遭受直系迫害，不能不出亡的意味，亦足以增长声价。

于是随从先行，黎元洪第二批走，一行六人，都是比较陌生的面孔，李根源、陈二庵、曾任驻日代办的福建人庄景珂及两名日本医生，搭的是日本邮轮，在九月十一那天，悄悄到达上海。

一到便有通电，是先到上海的饶汉祥早就拟好了的：

“元洪忝受国民付托，待罪公仆，德薄能鲜，致有六月十三日之祸。惟念纪纲不可不立，责任不可不尽，业于九月十一日到沪，勉从国人之后，力图请献，谨此奉闻。”

接着又招待记者，少不得仍是一派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直到邀请各省代表开会，才透露了真意。

黎元洪的真意是想组织政府，改派唐绍仪为内阁总理。他的说法是，要阻止曹锟上台，就须拆他的台，而要拆人家的台，先须自己搭台，要求各省赞成他的办法。

各省代表愿意跟黎元洪会议，是希望组织一个合法合理的全国性政府，并没有打算支持始终“妾身不分明”的黎大总统，因此推由一向善于辞令的广东代表汪精卫发言答复：

“各省对黎公个人都极钦佩，去年直系拥黎公上台，各省所以不一致赞成者，是由于法律上的见解不同，而且也深知直系并无诚意。因此，今年六月十三日之事，早在意料之中。现在黎公跋涉南来，为国宣劳，不胜感动。至于组织政府，兹事体大，各代表事先毫不知情，仓猝之间，亦无从表达意见。不过各代表一定会慎重考虑，报告本省，请示可否。等有了复电，再来奉复。”

这一套“太极拳”，将一大难题，轻易地推开了，以后当然不会再有答复。但黎元洪的真意既露，却引起了意外的不良反应。

原来这时江浙当道交恶，颇有兵戎相见之势。浙江督军卢永祥是皖系仅存的实力派，他在未到浙江以前，本是第十师师长兼淞沪护军使，升任浙督以后，便保荐他的学生何丰林接充遗职。淞沪护军使由上海、松江两镇守使合并而成，直隶中央。但毕竟是在江苏地方，因此当李纯由江西调江苏时，便打算更动何丰林，改派私人接替，后来由于李纯“自杀”，此事搁了下来。

及至齐燮元接任苏督，他是不折不扣的直系，而皖系一向与直系为敌，因此，齐燮元与卢永祥明争暗斗，已非一日。

而争斗的焦点，便在上海这个地盘。

江浙两省百姓，自然怕打仗，便由八国联军之役中，发起“东南自保”的南通状元张謇，联络两省有力士绅，发起《江浙和平公约》，请齐燮元、卢永祥及何丰林分别签字信守。《和约》有一条：“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恰好黎元洪在这时候到了上海，发起组织政府，要拆曹锟的台，而又有皖系的李思浩、姚震赞助，就极可能引起“军事行动”。

因此，尽管文名满天下的章太炎是最欣赏、也最倾服黎元洪的，但也看出他此举会使浙江百姓遭池鱼之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