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则第十一军自由行动，恕不负责。黎元洪眼看有被劫持之危，决定出走。除了签发由李根源副署的七道命令以外，同时给了国会一个咨文，声明撤销辞职，为易地行使大总统职权作张本。

“军警监视很严，如果不能顺利出京，遭遇劫持，这个问题就要闹得不堪收拾了。”李根源提出警告，“出走一事，必须计出万全。”

“此刻恐怕无法筹划万全之计，只能瞒一瞒人的耳目，再仰仗两位洋顾问的保护。”金永炎说，“我可以做到上车之前，不让人知道大总统的行踪，以后就难说了。”

“只要能上了火车，就不会有问题。可是火车呢？路局会不知道吗？”

“至少可以瞒一时。”金永炎说，“我有办法。”

他的办法是直接找铁路局，说奉大总统之命，到天津迎接国务总理张绍曾回京复职，要一列专车。

这个大帽子很管用。路局立刻调派了一列头等车，并且告诉金永炎，随时可以出发。

于是黎元洪决定了同行的人，包括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从武官、秘书、卫士及两名洋顾问，共计四十余人，但却没有他的“二太太”黎本危。

一直是“掌印夫人”的黎本危，派充了临时的“典玺官”。这也是黎元洪左右智囊的主意，万一大总统遭劫持，还有象征大总统权威的印玺在，依旧可以发号施令。所以决定将大小印信十五颗，由黎本危随身携带，住入法国医院。

及至黎元洪一行上车，路局才知道专车是如此用途，立刻通知交通部路政司，辗转报告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随即查问：“大总统是不是将印信也带走了？”答复是：“不知道，但印信已经不在了。”

于是张廷锷立即用电话通知在天津的直隶省长王承斌。等专车到达杨村，王承斌已经带着警务处长杨以德，及一批武装军警在等着了。

“大总统怎么出京了？”王承斌说，“事先该给我一个电话。”

“我想到了再通知你。”

“大总统为什么出京？”

“在京不能行使职权。”黎元洪说，“我已经通知国会跟外交团了。”

“大总统既然出京，印信为什么要带到天津来？”

“没有。印信仍旧在北京。”

“分明带出来了。”王承斌言语不大客气了，“为什么不说老实话？”

“我为什么要骗你？”

“那么，印信在北京什么地方呢？”

“你有什么资格来问我？”

“大总统及印信的安全，我有保护的责任。”

“我很好，不需要你保护。”

“可是印信没有下落。”王承斌说，“保护大总统的印信，也是我的责任，总要看到了，才能放心。”

“你看不到，在北京。”

“那么，我得知道下落。印信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哼！”王承斌冷笑，“印信没有下落，只好请你回京。”说完，人就走了。

黎元洪气得说不出话，随行人员亦都保持戒备。车到天津新站停了下来，而黎公馆在“老龙头”附近，所以下令继续开往老站。

“不行了！”列车长报告。

“为什么？”

“车头不见了。”列车长说，“站里已经卸下来了。”

一语未毕，王承斌却又出现，“大总统，”他说，“请到曹家花园，或者省长公署去休息。”

黎元洪木然相向，不理不睬，只是端坐不动，这就是他那个外号“黎菩萨”的由来。

王承斌当然知道他这个老毛病，既已成了泥塑木雕的菩萨，祈求不灵，威吓无用，唯一的办法是“保护”！

转念到此，转身就走，下令带来的一营人，“保护”大总统专车。车上的不能下来，想上专车的进不去，连黎元洪原配太太所生的儿子黎绍基都被隔绝了。

于是美国顾问辛博森自告奋勇，带了金永炎所拟的一个电报稿，下车出站，到电报局拍发。柜台上的成员一看稿子，用英语说了一句：“请稍候。”

原来电报是发到上海申报馆的，电文是：“申报馆转全国报馆鉴：元洪今日乘车来津，车抵杨村，即遭直隶王省长上车监视；抵新站，王省长令摘去车头，种种威吓，已失自由。特此奉闻。”而电报局已接到通知，有关黎元洪的消息，一律扣发，所以对辛博森要发这个电报，便须展开国际交涉了。

“请问你的姓名、身份。”电报局的领班说。

“我是黎总统的顾问辛博森。”

“噢，辛博森先生，非常抱歉，我们奉命不能发这个电报。”

辛博森大为诧异，“为什么？”他说，“请你详细告诉我原因。”

“原因不明。我们只是奉命办理。”

辛博森这时已想明白了，“下令的人，不了解国际公法上关于通信自由的保障。中国，我记得也是参加了这项条约的，如果违反规定，我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