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而且深表同情。不过现在正在组阁，在没有组成以前，薪饷无从发放。请各位暂且忍耐。”

“我们可以忍耐，枵腹从公，无奈一家大小，嗷嗷待哺。现在端午节快到了，债主在家坐索。”那个代表用极坚决的语气说，“无论如何，要请大总统体恤下情，否则，我们亦只有在大总统官邸坐等了。”

荫昌只有软语商量，又请援兵，但王怀庆、薛之珩等人连电话都不肯接。这样僵持到晚，荫昌说得舌敝唇焦，索薪团方始暂时退出。说明天一早再来。

这一夜工夫，以黎元洪的身份，自然可以设法脱困。但王怀庆已算到这一着，以保护为名，另外派军警守卫，而且剪断电话线，堵塞自来水管，困住了黎元洪。

再下一天，“公民团”又出花样了。这一回是集合了一千多人，由天安门出发游行，手里持着白布旗帜，上面写的是“财政无办法”“速即退位让贤”“总统不管市民”“百姓饿，总统肥”，等等；而且一路喊口号喊到东厂胡同，要见大总统。

黎元洪当然不见，派人去找警察总监、卫戍司令，相应不理。“公民团”包围到晚，方始散去。

黎元洪搞成四面楚歌的局面，但所幸江夏“子弟兵”并未散去，而且有急难赴援的“义士”。一个是李大麻子李根源，字印泉，云南腾越人，日本士官出身，曾当过云南副都督、陕西省省长。张绍曾组阁，他经黎元洪推荐，出掌农商，在政治派系上属于政学系，为了感激义气，特地到东厂胡同，与“举主”来共患难。

再两个是由于黎元洪办中美实业公司结识的美国朋友，一个叫福开森，一个叫辛博森，都被黎元洪聘请为顾问。那时军政要人请洋人做顾问、做教习或者其他宜于客卿担任的职务，在宾主双方都有一个默契，即是负有“保护”的任务。此刻黎元洪近乎蒙难状态，福开森与辛博森，无论于公于私，都有赶到东厂胡同，来跟他做伴的义务。

及至请王怀庆不来，打电报给曹锟、吴佩孚，又置之不理。到这时候才知道，非出奇计，不能脱困保位。

当然，最要紧的是自己站稳脚步。李根源想出来一句口号：“元洪依法而来，依法而去。”这就是表示，对任何非法逼迫的情势，决不屈服。饶汉祥最喜欢学时髦，讲国际公法，以前为黎元洪所拟的通电，有“元洪法人也”的妙语，对这“依法而来，依法而去”八字，自然大为欣赏。

在曹锟这方面，自然也要为他开一条路，间接向黎表示，不妨提名颜惠庆组阁，并将政权交给新内阁暂摄。黎元洪根据李根源的意见，提出答复：“提名颜惠庆组阁，可以考虑；政权问题，应由国会解决。”

保派一想，这也不过是个形式问题，于是邀请参议院正副议长王家襄、王正廷，商量由国会解决政权的办法。其实这个问题，在国会已讨论过好几次，由于解释不一，聚讼纷纭，而又有一派主张先修宪、后讨论总统选举，无形中延搁现任大总统的任期，为黎元洪所欢迎，以致所谓任期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如今旧事重提，必得先费手脚，在召开院会的法定手续上，一步一步做到，保派认为缓不济急，要求尽可能以最快的办法解决。

最快的办法是由黎元洪自己发动，议长便可根据咨文，发布召集紧急会议的通知。保派认为只要做到这一点，如何成立能让黎元洪即日退位的议案，由他们自己来想办法。

两王得到这个保证，便联袂去访饶汉祥，要他拟一个咨催国会解释任期的稿子，拿给黎元洪去看看，不料饶汉祥拒绝了。

他说：“关于这个问题，大总统给国会的咨文，已非一通，或则没有答复，或则退回。如今为了要逼大总统下台，打算草率成议，这种暴力胁迫是非法的，我不能起这个稿。哪怕大总统交代下来，我宁可辞职不干，也要坚持不屈服在非法行动下的原则。”

这一来，黎元洪的态度也强硬了，表示完全支持饶汉祥的看法，因而激怒了保派，认为黎元洪跟饶汉祥是在唱双簧，玩弄权术。保派中对于“最高问题”的第一部分“驱黎”，本有和平解决、武力行动两种不同的主张，此刻，当然是后一派的主张抬头了。

东厂胡同却还在做以“依法而来，依法而去”为由，达成不交政权的最后努力。六月十一日那天，黎元洪邀请在京名流会议，被邀的很多，肯来的只有七个：颜惠庆、孙宝琦、顾维钧、王家襄、王正廷、吴景濂、汤漪。前两名做过或代理过内阁总理，具有日本的所谓“重臣”的资格。顾维钧负国际声望，虽以其发言声调不高，被称为“小猫”，但与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的“老虎”这个外号并举。两王一吴是参众两院的首脑，只有汤漪资格较差，但学历不坏，他是江西泰和人，前清举人出身，为出洋到日本、美国的双料留学生，现为公府的咨议。

开会之前，先请吃西餐。黎元洪拿出他最珍视的纯金餐具款客。时值盛夏，鱼肉都用清淡的做法，如上海人所说的“色白大菜”；酒当然只用白葡萄酒，不过另外冰冻着两瓶香槟，预备等问题解决以后，再开瓶庆祝。

席间气氛极其沉闷，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