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梯队由驻辽源的第一旅及驻天津的第七旅编成。第七旅旅长李景林是河北人，但跟郭松龄很接近，是“讲武堂派”亦是“陆大派”的中劲，兼任了梯队司令。

杨宇霆将精锐摆在东路，是有深意的。除了控制塘沽及山海关水陆两要地，进退自如以外，更预见到打了胜仗，亦须撤兵，要撤当然是撤观瞻所系的北京至保定一线的西路，对舆论、对政府、对直系才有交代。至于东路，可以看情形不撤。那一来，奉军在关内才能真正生根。

由于彼此的老巢不同，奉军重东路，直军重西路，是必然之势。杨宇霆希望西路能够守住，就算胜仗。因为东路是有把握的，几乎可说传檄而定。到那时，以东助西，吴佩孚必垮无疑。

直军西路由王承斌指挥，集重兵于良乡以南。吴佩孚则驻涿州，一方面是督战，一方面进窥中路固安。东路指挥则是第二十六师师长张国溶，除本部以外，另有三个混成旅，但实力远逊于奉军，所以吴佩孚派他一手所提拔的第二十四师张福来，自固安方面，向东增援。

到得四月二十八日午夜，三路大战同时爆发。吴佩孚督促王承斌倾全力猛攻张景惠的暂编第一师及邹芬的第六混成旅。这一师一旅，是张作霖驻扎长辛店、卢沟桥两要地的主力。败讯一传，先影响到中路。

中路的奉军，本来打得很好。但西路一败，军心动摇，而且吴佩孚因无后顾之忧，得以自涿州向固安方面加强压力，以致原占优势的中路奉军，被迫退至天津。

这一来势必又影响东路。本来照杨宇霆计算，西路如果能死守两三天，东路往西进攻，抄直军的后路，胜负立判。所以奉军纳徐树铮之议，在秦皇岛扣留日本所运来的军火装备。无奈成军以来，没有打过什么仗，加以指挥不一，而最糟糕的是，这批奉军久戍京畿，虽得地利，却欠人和。奉军的纪律一向不佳，开口就是“妈拉巴子”，跟地方上的感情搞得极坏，平时无事，老百姓只好忍气吞声；一旦开战，处处跟奉军为难，吃亏甚大。因此一场激战，奉军不敌而退。

奉军的精锐，集中在马厂一带，张作相、张学良、李景林都亲自上阵。在张福来未赴援以前，已占领了马厂以南的青县。李景林更沿大清河北岸推进至这个战场的中心点霸县。霸县是水陆要冲，陆路四通八达，北上固安，南下河间，东达天津，西通保定。如果由此分兵两路，一路经新城至高碑店或宝兴，截断平汉路；一路由雄县、新安疾趋保定，曹锟即成瓮中之鳖。即或不然，吴佩孚救其所必救，自涿州回师守保定，西路奉军乘机反攻，直军亦必败无疑。

不道西路败得如此之快！本来奉军可以三路会师保定的，一下子变成直军打算三路会师马厂。李景林怕被包围，全师而退，撤回当年义和团的大本营，天津以西的独流镇。

此时王承斌所指挥的部队，由西路转至东路作战，沿京奉路南下，过廊坊，占领了落垡，离天津不过百里之遥。

于是五月五日那天，奉军全面后撤，退保军粮城，刚好打了一星期。

奉军的西路败得很惨，张景惠及邹芬的第一师及第十六师，被直军缴械；第二、六、九三旅，溃不成军。东路奉军精锐，由滦州往东北撤退，但直军彭寿莘所部紧追不舍，在山海关形成胶着状态。

两军虽未议和，不过官方及民间都认为战事已经结束。徐世昌便下一道命令，命奉军出关，直军回防，“均候中央命令解决”。

解决之道，无非“势利”二字。打胜的一方，即或是无名之师，亦变得有理了。相对地，失败的一方，纵或师出有名，亦是罪该万死。而且还不敢公然惹枪杆子，以致旧交通系成了罪魁祸首，“财神”又要逃难了。

“财神”有大有小，势利着眼，则“小财神”比“大财神”更倒霉。这一回的祸首之首是叶恭绰，命令中说：“此次近畿发生战事，残害生灵，皆由于叶恭绰等撺掇酝酿而成。祸国殃民，实属罪无可逭。叶恭绰、梁士诒、张弧均着即行褫职，并褫夺勋位、勋章，逮交法庭，依法讯办。”

大总统的命令，非国务总理副署，不生效力。周自齐与梁士诒本为同系的数十年老友，要他副署这道命令，实在为难。但除非辞卸代理总理，别无他法可以逃避责任。周自齐想来想去，到底还是自己的功名富贵要紧，毕竟提笔署了名，但一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摇了个长途电话到天津梁公馆，指明要梁士诒亲自接听。

“燕老，我是自齐。”他嗫嚅着说，“有件事要跟燕老禀明，有一道命令，无非、无非瞒人耳目——”

“是什么命令？”梁士诒打断他的话问。

“无非、无非找几个人来顶这场战事的责任。”周自齐很吃力地说，“我是代理，例应副署，对不起几十年的老朋友，请原谅。燕老，你最好今天就动身回香港，到上海都可以，越远越妙。”

梁士诒这下才知道又成了祸首。洪宪祸首，犹有可说；这次祸首明明是吴佩孚，却栽到他头上，这口气可真有些忍不下。

于是他冷笑着说：“子廙，请你替我在东海面前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