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他跟我说，曹润田很有办法，他替合肥借款，动辄几千万，他不肯想法子罢了！”

“你我不能受他的挑拨，只有开诚布公合作，勉渡难关。”曹汝霖说，“看样子，恐怕非设限不可。”

“有了限制更坏。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尽人事而后听天命。”

其时阴历年关已近，各学校、各机关的薪水亦都欠发，挤兑的情形亦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两行负责人真怕一旦撑持不住，在阴历年前倒闭，市面会引起极大的不安。但如能撑到除夕，新年有五天的时间可以喘口气，或者有奇迹出现，亦未可知。

也有人提议，不妨再向日本三家银行探探口气。曹汝霖听了只是摇头。“前债未清，免开尊口。”他说，“我有什么脸再向他们去谈借款？”

仰屋兴叹之余，又归咎到任凤苞。由任凤苞又牵出一个人，财政部次长潘复。部长李思浩是安福系健将，潘复却完全是靳云鹏捞钱的爪牙。

此人字馨航，与靳云鹏是小同乡，都是山东济宁人。他的父亲叫潘守廉，光绪十五年的进士，在河南做过知县，笃信佛教，别署对凫居士，人如其名，“守”得一个“廉”字，相当正派。

但有其父未必有其子，潘复却是个小人。他的资质本来不坏，笔下很来得，仪表尤其俊秀，看来是个金马玉堂的人物，无奈科举已停，只好捐了个候补知府衔，分发南京候补。当时藩司是潘守廉的同年陆钟琦，照看故人之子，邀他入幕，是很红的一个“文案委员”。

南京是全国候补道最多的地方，两江总督端方称之为“群‘道’如毛”，流品混杂，什么人物都有。潘复既是藩司面前的红人，自然是这些候补道结纳的对象，秦淮河畔，夜夜春宵。潘复貌如潘安，生性风流，着实享了些艳福。无如“姐儿爱俏”以外，还有“鸨儿爱钞”。潘复的束脩有限，为了筹措缠头之资，在他那些酒肉朋友设计之下，什么钱都要，品行就此搞坏了。

以后陆钟琦调升山西巡抚，潘复也跟着到了太原。武昌起义，山西响应。陆钟琦阖家殉难，做了大清朝最后的一个忠臣。潘复回到济宁，不知怎么结识了靳云鹏，臭味相投，合资办了一家鲁丰面粉公司。未几进京，在财政部当科员，浮沉下僚，很不得志。

靳云鹏却慢慢得意了。潘复刻意逢迎，竟成了靳云鹏的心腹。奉军中山东人很多，潘复为他拉拢中下级军官，以及在京里的一班小政客。靳云鹏之能脱颖而出，得力于张作霖、曹锟的力保。而张、曹认为靳云鹏不坏，自然也得力于潘复为他制造的口碑。为了酬谢起见，靳云鹏未经李思浩同意，便发表了潘复为财政部次长。明令见报之日，政要相顾愕然，不知这名不见经传的潘复是何许人。

李思浩任财政多年，自然晓得他的出身，认为靳云鹏做事太离谱，恃有安福系的后台，据理力争，拒绝潘复到部，事情成了僵局。

于是靳云鹏找人出来调停，由潘复请假二十天，李思浩派一个姓钱的代理，然后由靳云鹏发表姓钱的为烟酒署长，潘复方能到任。

一当了次长，场面自然阔了，每夜在家宴客。北京的规矩，“条子”可以叫到家来，所以潘公馆莺莺燕燕，比八大胡同的“小班”还要热闹。酒食征逐之余，继以通宵豪赌，但潘复自己却不入局，只是拥妓作壁上观。

任凤苞便是此时为潘复所勾结，将交通银行所存的准备金，一千万日元借了给财政部。大部分发了军饷，包括徐树铮所练的边防军在内，李思浩也就无话可说了。

但发军饷之中，却大有花样。军阀吃了空缺，自然要分润各方面，潘复则进一步讲条件，照领据打七折或八折实发，便有两成到三成的好处。一部分孝敬靳云鹏，一部分作为应酬费，一部分便入潘复私囊。当然，任凤苞如果没有好处，岂肯担此风险？谣传任凤苞买了曾为吴梅村所歌咏的、铁狮子胡同明朝田皇亲的住宅，钱就是由此而来的。

从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开始，北洋政府就靠借债度日，一是发公债，民国刚进入九年，公债已发了十次，总计金额不下三亿元之多。二是借外债，日本方面的路子是不大走得通了；财政总长李思浩另辟蹊径，以烟酒公卖收入作担保，向两家美国银行各借五百五十万美金，合计一千一百万，但除了军费、外债利息这些必不可少的支出以外，所余无几。各学校教职员的薪水无着以外，各机关亦普遍欠薪，因而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与“灾民”相对而言的“灾官”。

受“灾”的程度各个不同。交通部是阔衙门，光是虽已停止发行，但仍为“有价证券”，可供抵押担保之用，并且有市价的所谓“京钞”——中国交通在京发行，印有“北京”字样，在民国五年为袁世凯下令停兑的钞票，积有两千一百万之多。财政部近水楼台，比较方便。陆、海两部可在军费中想办法。外交部颜面攸关，政府要尽力维持。农商部管着好些厂矿，别有生财之道。司法部有好些规费收入，不妨截留。“灾情”最重的是内政部与教育部。

就在这“灾官”满目的当儿，中交两行无法维持，开始限制兑现，最初是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