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目，后来限制时间，银行只开门半天。这一来市面上谣诼纷传，大起恐慌，于是治安机关出面干涉了。

北京的治安机关归三个人负责，一个是步军统领，由江朝宗换为李长泰，又由李长泰换为王怀庆；一个是警察总监，从袁世凯时代就任职的“当方土地”吴炳湘，垮在五四运动上，现在换了满脸横肉的段洪寿；再有一个是宪兵司令秦华。每夜“三堂会审”，将王克敏、曹汝霖找了去，询问库存现金多少，兑出多少，尚余多少。对这件事，曹汝霖很不高兴，终于有一天跟段洪寿发生了冲突。

“你们要知道，不是两行亏空，是帮政府的忙受的累。你们这样子每天审强盗似的，算什么？”

段洪寿自居为“地面上的”，毫不在乎地答说：“这是你们跟政府的事，我管不着。”依旧逐日盘问如故。

曹汝霖不但受“地面上的”气，还要受“纸面上的”气——北京的报纸有三四十家之多，异军突起有张《京报》，主事者名叫邵振青，写稿时署名“飘萍”，他籍隶浙江金华，是个贫家的孤儿，靠父执帮忙，念过两年法政学校，以后就赤手空拳，闯荡天下，养成了只讲利害，不讲是非的性格。由于善交际、反应快，文字亦颇够水准，因而得任《申报》的访员，派驻北京。《申报》是全国第一的大报，邵飘萍挟报自重，北京政界亦多愿假以辞色。钱能训是浙江嘉善人，以同乡关系，走得很近。因而邵飘萍亦常出入徐世昌的公馆。清朝的“太傅”得以出任民国的总统，邵飘萍的捧场之功，自不可没。徐世昌手里有一笔由清室资助的“活动费”，是总额三百六十万元的“优字爱国公债”，市价约为票面的七折，徐世昌拿这笔钱广结善缘，邵飘萍亦分到不少。他拿这笔钱办了一张《京报》，同时还买了一辆汽车，衣饰华丽，举止阔绰，自不在话下。

北京的门房，向来以来客的排扬定应付的态度。那时北京的汽车，一共不到一百辆，除了洋人，都是达官贵人所乘坐。因此，访员看汽车的动静，可以编出一段“要闻”来。譬如看到财政总长的汽车，出现在总理官邸门前，便会写出这样一条电讯：“日昨某总长访谒阁揆，截至记者发电时止，已长谈两个钟头，尚未辞出。某总长素为某总理所倚重，闻此次谈话内容，与内阁改组有关，对于孰去孰留，某总长之意见与阁揆不尽相同，如何安排，煞费踌躇，故讨论久之又久云。”究其实际，是财政总长的小儿子，要去看他的小朋友——内阁总理的孙子，所以由奶妈带着，坐了汽车去串门子。

但邵飘萍虽然也编新闻，却非纯然的空穴来风，就因为好在他有一辆汽车，公府及要人公馆，出入无阻。见得一面，寒暄数语，问得两三个问题，回去加油添酱，便是一篇独家的“本报专讯”。因此，《京报》很快地站住脚，销量扶摇直上，俨然是北京的第一大报了。

报纸有了地位，邵飘萍的生财之道便广了。本来当时北京的报纸，几乎没有一家不领津贴的。不过他人可以争多论少，讲讲价钱。邵飘萍是说一不二，要多少便是多少。不遂所欲，马上就会“报上见”。曹汝霖不知怎么得罪了他，所以挤兑风潮一起，邵飘萍便在报上说风凉话。及至限制的规定一公布，更是以同情存户的姿态，对曹汝霖展开了恶毒的人身攻击。

邵飘萍说曹汝霖经手借日款，获得巨额回佣，所以同福夹道新造的住宅，富丽非凡，陈设尽是无价之宝。家里还有库房，积金无数。他建议交通银行的存户联合起来，到他家要求开兑。这些煽动的话，虽太过分，还不算荒唐，但最后加上一个尾巴，却露马脚了。

这个尾巴是狐狸尾巴。他说：“如果曹汝霖不肯开兑，存户即不妨取曹家的陈设及藏金作抵押，不怕他不赶紧开兑。”这等于公然教人做强盗，岂有此理。因此，明眼人，哪怕是受了“五四”宣传的影响，骂曹汝霖“卖国”的人，亦都知道，这是邵飘萍挟嫌报复，而煽动他人为他去做打手，陷人入罪，其心尤为可诛。

因此，曹汝霖仅是生气，并未受到实质上的损害。不过，两行挤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曹汝霖先还期望内阁无论如何会有办法拿出来，及至听到与直系往来密切的王克敏告诉他的一个内幕消息，不能不死心了。

王克敏所带来的内幕消息是：安福系正在倒阁。

事起于直、皖两系的不和，已发展为表面化。当挤兑风潮正开始时，冯国璋一病而亡，得病的原因是抑郁，他放弃了刮地皮带做生意，一年可以收入两百万的江苏督军，来当空头的大总统，受尽了段祺瑞、徐树铮的气，原指望着代理期满，还可以正式当选连任一次。但先是因为财权在段系手里，他们可以用“参战神秘费”的名义，每月列支十四万元，作为安福俱乐部的经费。冯国璋却无法提用任何公款来组党，以致在国会方面，一无凭借。后来看看形势不对，大破悭囊，加上长江三督的报效，共凑了两百万元，交王克敏去“运用”，却是为时已晚，“赔了夫人又折兵”，为段祺瑞硬逼下台，不得已而求其次，想当徐世昌的副总统，却又因梁士诒的反对，以及徐世昌的不愿开罪段祺瑞而成画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