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党妄行，以致先帝烦恼得日夜不宁。先帝宾天之后，十四阿哥从西宁到京，既不奏请给太后请安，亦不经我请安，反而行文礼部，询问他到京如何行礼。世上有这样荒唐的人，这样荒唐的事！

“后来在寿皇殿叩谒梓宫，他故意跪得远远地，避着我；我反而走过去看他，哪知他居然理都不理。其时侍卫拉锡在他旁边，就扶他上前。及至行礼完了，他到殿外拿拉锡痛骂一顿，又跑到我面前，气冲冲地说：‘我本来恭敬尽礼，何用拉锡来拉我？我是皇上的亲弟弟，拉锡什么人？如果我有不是，求皇上拿我处分；如果我没不是，请皇上立刻拿拉锡正法，以正国礼。’咆哮无礼，一至于此。

“梓宫奉移之时，我因为十四阿哥桀骜不驯，而且跟侍卫又争又闹，不成体统，所以降旨训诫。其时八阿哥从帐中出来，劝十四阿哥下跪，他居然就跪下了。这是十四阿哥事事听从八阿哥的明证。

“以后十四阿哥的妻子病故，我特加恩恤，而他的奏折中，有‘我今已到尽头之处，一身是病，在世不久’的话。我想十四阿哥代我奉祀景陵，责任至重，亦足见我对他的重视，何以还有这种牢骚？

“至于十阿哥，奉旨送青海活佛，到张家口托病不行，又私下与九阿哥来往，赠送马匹，九阿哥的回信，有‘事机已失，悔已无及’的话，你们想，他们要干什么？不就是想谋反吗？而且十阿哥又私下写了不少‘雍正新君’的灵牌，是想咒我早死！”

话虽如此，皇帝却又表示宽大，说是：“这都是八阿哥固结党援，所以有种种不近人情的悖乱行为。如果追问，国法难容。我居心宽大，总想保全骨肉，不忍深求，还希望他们能够悔改。”

接下来便痛责鄂伦岱、阿灵阿、阿尔松阿父子及揆叙等人，因为这四个人是人所皆知的八阿哥的拥护者。鄂伦岱是佟国纲的长子，隆科多的堂兄，与圣祖是中表而兼郎舅的至亲。阿灵阿即为从龙之臣遏必隆的儿子，早已亡故。揆叙是名父之子、名兄之弟，他的父亲明珠的财产，与他长兄纳兰性德的才情，一时无两。揆叙本人，在旗人中亦以饱学知名，当过翰林院掌院学士，死于八年之前，谥为“文端”，可知品行是不怎么坏的。

皇帝因为此辈为八阿哥的死党，故而深恶痛绝。一年之前，便曾降旨，将阿灵阿的墓碑，改镌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揆叙的墓碑，改镌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对阿尔松阿，皇帝认为他狡猾过于其父，特地将他革了职，发往奉天去守祖墓；鄂伦岱亦发往关外，与阿尔松阿同住，成为变相的充军。其实是便于监视，亦可说是皇帝有意要陷此两人于重罪，因为可想而知的，这两个人住在一起，绝不会“闭门思过”，至少，喝了酒会大骂皇帝。监视官员据实奏闻，皇帝便有了可以定他们死罪的根据。

最后，皇帝有一段结论，他这样处置阿尔松阿与鄂伦岱，为的是解散党援，没有附会济恶的人，他的这几个胞弟便可以保全。不过又加了一个尾巴，说他兄弟之中，积习沉痼，既不能慑之以威，使他们悔改，而加意施恩，又不能感化他们，他内心深为抱愧，不过聊尽心意而已。话中已微露杀机了。

交代了这件事，皇帝开始一意对付年羹尧跟九阿哥，尽量找他们两个人的错处，不过对九阿哥还只是责备，对年羹尧便是追究，一个月之中，“着令年羹尧明白回奏”的要案，不下二三十件之多。当然，每一件都是年羹尧无法说得明白的。

到了四月里，先革陕西巡抚胡期恒的职，接着将年羹尧调为杭州将军，川陕总督派岳钟琪署理，抚远大将军印收缴。上谕由吏部咨行，四月十八日到西安，上下都震动了！

有人劝他起兵造反，有人劝他俯首听命。年羹尧方寸大乱，经过四天的反复思量，才写了一个密折谢恩。而这四天的耽延，使得皇帝大为怀疑。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果然感恩，自然立即上折，何致迟至四天之久？

事实上，年羹尧从回任以后，不断召集心腹，密议进止的种种情形，皇帝十知八九，因为他有许多耳目，分布在西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年羹尧的侍卫高其素，其兄是云贵总督高其倬。

高其倬亦是汉军，而且与年羹尧同期，不但同期，而且是连襟。此人亦是翰林出身，居官谨饬，只是才具稍短，所以皇帝曾经有谕给他，说是“事事问年羹尧”。及至这一次年羹尧入觐，皇帝大为不满，决定要翦除他时，首先就想到高其倬，应该有所布置。

皇帝心想，高其倬之与年羹尧接近，是奉旨办理，不好责备他，而且据云南藩司李卫上奏，高其倬亦没有什么勾结年羹尧的证据。但要收服他为己所用，却须使个能让他感德怀恩，又痛恨年羹尧的手段。

于是，他在雍正二年年底，写了一道密谕给高其倬，说年羹尧谈到云南的吏治，认为一无可取，而且刑名、钱谷、盐政，以及云南特产，专供户部铸钱之用的铜矿，“皆不可问”，高其倬不称云贵总督之任。

皇帝告诉他说，知道高其倬居官清正，所以完全不信年羹尧的话。而且自己认错：“朕命尔事事问年羹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