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谁就是跟胡、杨一样，也是在欺侮“孤儿寡妇”。认真追究心迹，可以替他们带来极大的麻烦。

下面再转回司法，追溯近年的京控案件：“臣唯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该督抚明知其冤，犹以‘怀疑误控’奏结；又见钦差办理事件，往往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积习瞻徇，牢不可破。”

但亦有例外，而例外别自有故：“唯有四川东乡县一案，该署督臣文格，始为回护，继而检举，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罔。”原来四川东乡县的一件命案，藩司署理总督的文格，起先亦如杨昌濬那样，一意回护审问有误的部属；及至看到杨乃武一案，京控获准，心存警惕，怕刑部亦会照样办理，驳下来复审，因而自动检举部属的错误。这就是所谓：“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罔！”接下来就自然有了了解：“可见朝廷举动，自有风声；转移之机，正在今日。”这就是说，朝廷如果措置严峻，各省自会畏惧；

如今难得有一个将督抚的权力转移到朝廷，司法的风气由徇庇转移为公平的机会，不可以错过。

以下便是总结，陈明上奏的目的：“臣亦知此案于奏结时，刑部自有定拟，朝廷必不稍事姑容。唯念案情如此支离，大员如此欺罔，若非将原审大吏，究出捏造真情，恐不足以昭明允而示惩儆！且恐此端一开，以后更无顾忌，大臣若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臣惟伏愿我皇上赫然震怒，明降谕者，将胡瑞澜、杨昌濬瞻徇欺罔之罪，予以重惩，并饬部臣秉公严讯，按律定拟。”

这道固封的奏折，由内奏事处上达深宫，已是腊月二十六，离除夕只有三天的工夫。大小衙门虽已封印，但清朝的家法，皇帝处理政务，无问寒暑，不问季节，哪怕大年初一，亦无例外；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也是如此，在急景凋年之中，照常批阅奏折，召见军机。

东宫长于德，西宫优于才，看奏折是慈禧太后的事。不过，小事虽由慈禧太后径自裁决，大事仍旧跟慈安太后商量。像王昕的奏折，当然属于大事，所以慈禧太后特地派太监将慈安太后请了来，拿奏折念给她听。

念到“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时，慈安太后亦悚然动容了。商量结果，两个人的意见相同，都主张严办。

因此，第二天便有上谕：“御史王昕奏：大吏承审要案，任意瞻徇，请予严惩一折，据称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莲身死一案，原审巡抚杨昌濬，复审之学政胡瑞澜，瞻徇枉法，捏造供词，请旨严惩等语。人命重要，承审疆吏及派审大员，宜如何认真研鞫，以成信谳！各省似此案件甚多，全在听断之员，悉心研鞫，始得实情，岂可意存迁就，草菅人命？此案业经刑部复验，原讯供词，半属无凭。究竟因何审办不实之处？

着刑部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毋稍含混。杨昌濬、胡瑞澜等应得处分，俟刑部定案时，再降谕旨。”

这是一道“明发之谕”，人人可以看得到，有人称快，有人发愁。逗留在京，打算过了年等结了案再回浙江的袁来保，一看有此上谕，不免为杨昌濬担心，当即找到浙江驻京的提塘官，请他派人将王昕的原奏连同上谕，尽快送回浙江。

最快的途径，便是由天津上海轮，经上海到杭州。但一来一往至少亦须二十天。到了第二年——光绪三年的元宵，杨昌濬派了人来了。

派的是他的一个亲信，携带重礼，遍送军机大臣及刑部的堂官与承审本案的司官。袁葆恒与绍祺辞而不受，浙江司的三司官，亦复如此。见此光景，桑春荣与皂保等人亦就不敢受礼了！

一开印，翁曾桂便即着手草拟复奏。动笔之前，先跟林拱枢与刚毅商量，杨昌濬与胡瑞澜应该得何罪名？

“照例，一二品大员应得处分，应该请旨。不过，处分根据罪名而来，事实上等于我们在定拟处分。”

翁曾桂说，“失入固然不可，失出亦非所宜！此案观瞻所系，务必斟酌至当，请教两位老兄的高见，宗旨定了，我才好下笔。”

“原奏指杨中丞目无朝廷，在刑部来说，是题外之话。”林拱枢答说，“照我看，我们只能就事论事，不涉其他。”

最后商量定规的三点宗旨是：第一，案子一定要弄清楚，疑问一定要有明白的解释。第二，就事论事，不涉其他。第三，从刘锡彤到杨昌濬，能够开脱的尽量开脱；如果证凭确凿，亦就无所用卫护。

接着，又将职司分配了一下，翁曾桂主稿草拟复奏，亦就是草拟全案的判决书；林拱枢负责整理供词，查看律例；刚毅则主持审判，因为案情虽然已很明白，但犹有许多疑问，必须澄清，譬如葛品莲病死的经过之类。

这样一面审，一面草拟复奏，到了二月初，终于可以结案了。翁曾桂的复奏，洋洋洒洒，何止万言之多。光是叙述案发经过到胡瑞澜奉旨复讯，以至王书瑞、边宝泉等人的参奏，首尾之间，就花了许多笔墨。

最要紧的部分，当然是刑部提审的经过，首先是提出疑问：“臣等自提到犯证宗卷，先将全案详加综核，因其谋毒本夫，虽属秘密，总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