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沈彩泉的口供看，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肯说实话！”

“一定说实话。”陈湖答说，“钱老板所怕的，就是送到杭州府去过堂，不肯写这张甘结，杭州的官司吃定了；肯写这张甘结，县官再给他一张与此案无关的谕单，官司可免，钱老板当然愿意。”

“钱坦的意思是，没有县官保证他不牵涉在内的谕单，就不肯出具甘结？”

“是的。”陈湖答说，“钱坦跟我说，我不能‘自绊石头自压脚’。”

“那么，谕单这个花样是谁想出来的？”

“是我一时想到的。当时还没有谕单这个名目，我只说，我可以去替他弄张东西出来。”

“然后，你就动笔写谕单了？”

“不是！我哪好这样子自作主张。就算我写了，没有大印也没有用。”

“照此说来，是先问了刘大令的？”

“当然。”

“谁去问的？是你自己？”

“不是的。我告诉沈彩泉，沈彩泉说：‘这要问问大老爷看。’就进去了。”

“出来以后怎么说？”

陈湖觉得这句话的出入关系很大，所以细想了一会儿才答说：“沈彩泉告诉我，刘大令的意思，为了体恤钱某人，这张谕单可以出。”

“于是，你就拟了一张谕单的稿子？”

“是的。”

“有没有给刘大令看过？”

“当然看过的。”陈湖答说，“看了好些时候才拿下来。”

“刘大令有没有在稿子上批了什么？或者照一般办稿规矩，在上面画行？”

“没有。”陈湖答说，“不过改动了几个字。”

“改动的是什么字？”

“记不得了。大致是语气改得比较活络一点，轻一点。”

“以后呢？”

“以后？”陈湖想了一下，很起劲地说，“两方面都很感谢我，刘大令还请我吃饭，我完全是好心，帮他们双方调解，公事上既能交代得过去，钱坦亦不至于受累。我做事一向是如此的，只要人家有困难，我跑跑腿，赔点气力精神无所谓。”

“嗯！嗯！”刚毅本想驳斥他一番，转念觉得大可不必，只说了句，“可惜，你热心稍微过度了些。”

“是！”陈湖乘机恳求，“堂上明见，小地方的人，见识浅，事情不知道轻重，只为了太热心，所以有的地方错了不知道。求堂上笔下超生。”

“果然情有可原的，我自然请上头从轻发落。”刚毅问道，“在这件案子里头，你还参与了哪些事，你自己说！”

这下又使陈湖为难了。他参与的事件很多，说出来都是对自己不利；但如隐瞒不说，固可搪塞一时，就怕沈彩泉再供出什么来，显得自己又在撒谎，连刚才那番实供的效用都减低了。

因而踌躇了好半天才说一件事：“后来上头派一位郑大令来查，钱坦兄弟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照实回答，果然没事。”

“此外呢？”

“此外？”陈湖装作茫然而疲累的神情，“没有啥了！”

其实，此外即令有所参与，亦已无关宏旨。刚毅便关照书办，将陈湖的口供交本人核对。陈湖看得很仔细，指出几点记错了的地方，一一改正，签名画供，便好回监狱去服他的由太医院弄来的“好药”了。

对于陈湖的口供，翁曾桂与林拱枢都很满意。包括刚毅在内，一致同意，应该传刘锡彤来问了。

这当然要禀明堂官。桑春荣的态度，大家是知道的，始终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另一位新任的满缺尚书，态度亦很可疑——这位尚书名叫皂保，字荫方，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的进士。这一榜也是人才济济，其中有两位更于朝局大有关系：一位是文祥，满洲镶白旗人，现任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明敏通发，有为有守，朝廷决大疑、定大计，最后都是他跟恭王两人主持；另一位是阎敬铭，曾经当过山东巡抚，如今家居养病，但清廉耿介，精明务实的风格，很能一振宦海颓习。不过皂保却是庸才，而且相当势利，怕亦会想到刘锡彤是宝鋆的乡榜同年，曲意徇庇。

因此，三个人商量下来，决定要等两位侍郎到部时，才去谈这件公事。这两位侍郎，一位是满缺左侍郎绍祺，他是当年与翁同龢一致主张本案应该驳回浙江重审的，自然会一本初衷，力主严办；另一位是到任不久的汉缺左侍郎袁葆恒。此人是名父之子，他的父亲袁甲三，在洪杨作乱之初，颇著战功，在两淮各地建有专祠。袁葆恒由翰林参军，先在李鸿章幕府，后来为左宗棠西征督饷，先后五年之久，最后因为意见不合而分手，内调为侍郎，由吏部转刑部，为人精明强干，颇持正论。如果桑春荣、皂保有什么反对传问刘锡彤的表示，便可请出绍、袁二人来抑制。

到了第二天上午，很凑巧的，“六堂”都到了衙门，在白云亭休息聊天。于是翁曾桂约齐了林拱枢、刚毅，一起抱牍上堂，面报公事。

听刚毅讲完审问沈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