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了。问起情形，老大才告诉我，说杨秀才在杭州府招供，在我们爱仁堂买的砒霜，毒杀豆腐店姓葛的。老大说没有这回事，县大老爷就劝我家老大承认，又拿出章先生一封信——”

“章先生？”翁曾桂打断她的话，“哪个章先生？”

“章先生是我们仓前有身份的人，在县衙门有差使。名字，”钱姚氏用手指敲敲太阳穴，“人家跟我说过，就是想不起了！”

“是不是叫章抡香？”

“对，对！章抡香，章抡香。”

“章抡香的信上怎么说？”

“章抡香，”刚毅插嘴问说，“是不是写过信给你儿子？”

“我家开药店，章举人是做官的，他怎么会写信来？照我家老大说，县大老爷拿出章举人的一封信，说是劝他承认。我家老大回他一句：不认识章举人。所以才请陈秀才跟我家老大商量，写了一张公事，包我家老大不受牵累。老爷，”钱姚氏说到这里，声音突然提高了，“你老倒想想看，我们做小生意的人，县大老爷这样说好话，又有陈秀才的情面在里头，怎么好不答应？除非，我家这爿爱仁堂不想开了！”

这是她为长子钱坦解释当时不能不作伪证的苦衷，话很实在，情有可原。而且此刻亦无须追究钱坦的责任，所以翁曾桂安慰她说：“这一点，问官都知道。钱坦已经不在世了，就算他做得不对，亦不要紧。

跟你们亲族更不相干，你不必顾虑，只说实话就可以了。”

“钱姚氏，”刚毅一下子又问到关节上头，“你儿子钱坦是怎么死的？”

这也是问到了她伤心的地方，钱姚氏强忍眼泪答道：“是上吊死的！没法子做人了，只好去寻死路。”

“为什么没法子做人？”

“这话也不是一天了，唉！”钱姚氏叹口气，“从小白菜谋杀亲夫这件案子闹大以后，就常常有人来问我儿子：你到底卖了砒霜给人家没有？我儿子说不出的苦，只有含含糊糊，敷衍过门。到后来大家都说杨秀才是冤枉的，就有人骂过我儿子，你为啥要害杨秀才？其实，我儿子哪里会害人？这不是天大的冤枉！”

“后来呢？”翁曾桂说，“你只讲今年的事好了。”

“今年正月里，陈秀才到爱仁堂来，说这件案子还没有了，要传我儿子上公堂——以前一直传过，我儿子只当没事了，不过心里委屈。哪知弄到头来，还是要去吃官司，心里就很不自在。老爷，苦啊！”钱姚氏突然悲从中来，放声大哭，“自从他们这场官司打到京里以后，我儿子忧忧郁郁，一两年没有开过笑脸。”

这一下，有点问不下去了，翁曾桂恻隐之心大生，特准陪伴她来的人，也就是杨大姐所派的那个丫头，上堂来劝慰，同时退堂暂息，等钱姚氏喝茶休息了好一会儿，悲痛稍杀，方又再问。

“钱姚氏，人死不能复生，大家都知道你儿子是忠厚老实人，只要这件案子审明白，你儿子的苦衷大家都会原谅，他死了也可以安心了。”翁曾桂问，“当时陈竹山怎么说？”

“是啊！老爷，我也就是为了要洗刷我儿子的冤枉，才拼老命到京里来的。”钱姚氏想一想答说，“陈秀才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只听我家老大说，他叫我家老大咬定以前说过的话，不改口，包管没事。”

“钱坦呢，答应他没有？”

“我家老大说，现在不说实话，没有机会说实话了。如果我不说实话，仓前也没法子住了，只有搬家。

老爷想想看，一爿药店，还是我们钱家爷爷手里传下来的，几十年的老店，要搬，谈何容易。”

迁既不可，住又难安，钱姚氏声泪俱下地追述钱坦生前所遭遇的困境，但不曾提到杨家用人情软逼的情形，这当然有着回护的意味在内，但并不影响案情，问官已经可以毫无疑义地判断：钱坦是在刘锡彤授意，陈湖与沈彩泉架弄之下，作了子虚乌有的伪证，坐实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为求免除刑罚之苦而自诬的伪供，变成不易推翻的“铁案”。

听罢司官的陈述，桑春荣问道：“葛品莲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唯一的疑问，就在这里。”翁曾桂答说，“卖砒之说，既是无中生有，看起来是病死的。”

“病死又有什么佐证？什么病？得病的经过如何？医生如何诊断？语焉不详，何以复奏？”

“是！”翁曾桂看一看林拱枢与刚毅，从眼色中又一次征得了同意，方始答说，“司官已经商量过了，案子问到这里，无可再问。上谕指明‘须彻底根究’，所以只有请旨：第一，余杭县应该到案；第二，尸棺应该提进京来复验。”

话未说完，桑春荣已大为摇头，“这样子办，太离奇了！”他说，“将来会搞得没法收场！”

三人一听这话，大为诧异。刚毅忍不住开口：“大人的意思，不大容易明白。”

“你不明白？”桑春荣老气横秋地说，“将来要你坐上了我这个位子，就明白了！办案不能任性胡闹，你们说要余杭县到案，将来是不是还要杭州府、浙江巡抚、学政也到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