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笔，先起草稿，再用蝇头小楷，极细心地抄在白绫上。

一切齐备，詹善政亦已回来了，备办的是一大块煮了的火腿，一大包绍兴香糕，一篮橘子，还有一块猪油糯米年糕。

“这样东西不对了！”杨恭治指着糯米年糕说，“莫非你不晓得他从不吃糯米东西？”

“我怎么不知道？就因为他从不吃，我才要送。”说着，詹善政掏出一把新买的德国小洋刀，在那块厚约五六分的糯米糕中间，很细心地开了一道口子。

杨恭治恍然大悟。唯其是杨乃武从来不吃的东西，才会引起他的注意，猜想到其中必有夹带，从而仔细检查，发现年糕中所藏的信。

“你这个脑筋动得太好了！早知道，我该多写一点！”杨恭治说，“这么大一块年糕，又有弹性，藏一大块白绫在里面，一定看不出来。”

“时间来不及，只好算了。”詹善政说，“好在开了这条路子，以后通信也容易。”

说着，他将那方寸大小的一块白绫，很细心地塞入年糕之中，在边缘上捏一捏紧，泯没了那道口子，由外表去看，丝毫不见异状。

处理停当，时已近午，杨恭治也到了预定动身的时候。因为有此意外机缘，行止似乎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可是，这时候无法与詹善政商议，只说：“我想陪你一起去。作兴里头有啥要紧话传出来，我好带回去余杭。”

“会不会有话传出来，很难说。就有，也不会是今天。我看你还是趁早赶回去吃年夜饭的好。”

说到吃年夜饭，杨恭治不由得伤感。江浙人家，最重这年三十合家团聚的一顿晚餐，若有远人未归，往往守候至午夜。想到杨乃武家今宵触景生情，格外凄凉，他反而更坚持了。

“不！”杨恭治说，“能够有个好消息带回去，这顿年夜饭方能吃得下。就算里头没有话传出来，至少也要知道乃武已经收到我们送进去的东西，回去告诉他们，也算是一种安慰。”

“也好！那就一起走吧。”

于是，将食物装入一个藤制提篮，匆匆赶到县司衙门监狱。郑兴已派人守候在那里，问明姓名，只准詹善政一个人携着提篮入内。

“你到茶店里等我。”詹善政对杨恭治说，“我交代完了就回来。”

杨恭治无奈，只好到茶店里坐等。这一等，等了有一个时辰，也就是两个钟头，才看见詹善政手提空篮，步履匆促地奔了来。

“怎么样？”杨恭治急急迎上去问。

“回去谈！”詹善政低声答说，重重地点一点头，又使个眼色，表示有很重要、很满意的收获。

其实，一路走，一路已谈了起来。詹善政说，郑兴实在很热心，很够朋友，本来他早就可以回家了，只为守候詹善政，空耗了许多工夫，也因此受了几句埋怨，怪他去得晚了。

“埋怨归埋怨，帮忙仍旧归帮忙。他问我：‘你有没有啥夹带？’我心里想，这件事是犯禁例的，当时还有人在旁边，说破了也许害他为难。所以我说：‘夹带是没有。别的东西都无所谓，乃武最喜欢吃糯米年糕，务必拜托郑头交到。’他点点头，又说：‘逢年过节犯人家里送东西来，我们总是格外方便，王法不外乎人情，上头也晓得的。不过，有一点点规矩，你想必也知道。’”

说到这里，杨恭治插嘴问道：“什么规矩？”

“那还用说，当然是红包。等我摸出来递过去，老郑随手交给手下，特别关照：‘是我的朋友，请弟兄们照应。你把东西拿进去，顶好不要动，尤其是那块年糕。提篮摆在号子里头好了，回头我去拿。’等那人一走，老郑跟我说：‘你在这里坐一息，把提篮带回去。’”

“这，”杨恭治又兴奋地插嘴了，“看样子，提篮里面，或者有花样。”

“大概是！”詹善政答说，“老郑交回提篮的时候，特别加了一句：‘篮子当心，不要乱放。’这不是言外有意？”

于是两人不再多说，加紧脚步，就像年底下收账讨债的那样，在大街上匆匆而过，巴望早早回到客栈，看提篮到底有何花样？

到得长泰客栈，詹善政在屋中搜索提篮，为了防备有不相干的人窥见，或者客栈伙计有事闯了进来，由杨恭治在院子里把风。这只长方形竹架藤面的篮子，一共两层，拉开第二层，只见包食物的纸胡乱捆成一团，用根麻绳缠两缠，丢在里面，谁看都是食物处理以后，剩下的一堆废物，不会去注意。可是在詹善政却如获至宝，急急拆去绳子，将那一卷摊开来，一张一张地检查，果然，中间夹着一张有字迹的纸。

这张纸是张连史纸，并非包食物所用，杨乃武在狱中，怎会有这样一张纸，是件很奇怪的事。更可怪的是，居然还有毛笔，字迹亦并不潦草，见得是在相当从容的情况之下，写成一封回信。

他在里面看信，杨恭治则在外面默忆自己写给杨乃武的信。清清楚楚地记得，是这样写的：“沉冤已渐为人所知，援手有人，决意京控，并请公车讼冤。家中均安，勿念，自宽自重。”并未具名，因为杨乃武认得出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