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成如山的铁案，神仙都救不得杨乃武，从此拔去了一根眼中钉，自己可以出头了！

正在开怀畅饮之际，沈彩泉递进来一角公文，拆开一看，是杭州府为这一案有所诘驳，说余杭县所送的人犯供词中，有“口鼻流血”的字样；而尸格中含混不清，又说“流血水”，又说“有痰涎”，情事不符。

这是个漏洞，似乎很难补救。但陈竹山认为轻而易举，只要重新改填一张尸格，托人到杭州府打个招呼，抽换一下就行了。

刘锡彤言听计从，将尸格上被驳的几处，一律涂改为“七窍流血”，这样，就更像中毒而死了。

收到余杭县所附钱宝生所具甘结，以及声明尸格抄缮有误的公文后，杭州府知府陈鲁认为可以定谳了。

谋杀亲夫，当然是凌迟处死。杨乃武为指使葛毕氏杀夫的正凶，依律应该“斩立决”——同样处斩的罪名，亦有区别，除了“斩立决”以外，还有一种“斩监候”，是暂时监禁在狱中，等候秋后处斩。得到霜降过后，刑部秋审处照例将各省所报“斩监候”的人犯，造具黄册，依照案情，建议何者应该处决，何者可以暂缓，奏请皇帝亲裁，其名谓之“勾决”。未勾到的，便可以缓死一年；或者遇到国家有大庆典，暂停行刑，亦可多活些日子。总之，是“斩监候”，就还有一线生路；而“斩立决”则是一等刑部核准处斩的公文到达，立即处决。除非及时及特赦的恩旨颁到，方能“刀下留人”，否则就算死定了。不过，这种恩旨是千古难遇之事。

此外，就只有一个钱宝生——这也是陈竹山的主意，公文上仍旧称杨乃武所供的姓名；甘结上在“钱坦”之下，另注“宝生”二字——也有处分，是最轻的“杖责”。当然，这个处分到了余杭县是可以马马虎虎不执行的。

听到判决，杨乃武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本为无中生有之事，而居然有钱宝生所具的甘结，证实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向什么人以何原因买到了砒霜，一切都如他自己所说，岂不是自己将自己的一张嘴堵得死死的！

因此，杨乃武唯一的希望，就是上级审转之时，能够传提爱仁堂的钱老板列案对质，在公堂上设法找一两个漏洞，使得问官大起疑心，切实追究，才有翻案的可能。当然，最好是有人能事先提一句：“爱仁堂的老板，根本不叫钱宝生。”无奈死囚在狱中的监管极严，连与亲属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又何能将心中的盘算，付诸实行？看起来，只有皇天保佑，遇着一位精明的清官，才有一线生路。

十一月初，一干人犯由杭州府移解按察使衙门——这个衙门在靠近西湖的钱塘门，是有名的古迹。原为岳飞的故宅，其中有口井名为“银瓶井”，相传岳武穆风波亭遇难以后，他的小女儿身挟银瓶，投井殉父，就是这口正在按察使监狱附近的古井。

岳武穆死于秦桧以片纸付狱卒的非法谋杀，毙命的地点，就在按察使衙门右面的土地庙，此处在南宋是大理寺监狱的风波亭。因此，浙江的按察使到任以后，每每以岳武穆的冤狱，引为警惕，持法务求其平。但是，杨乃武所遇到的这位按察使，却是个不甚重视民命的庸才。

此人姓蒯，名叫贺孙，号士芗，跟当今权势赫赫的军机大臣沈桂芬一样，原籍江苏吴江，占籍顺天府大兴县，从小生长在天子脚下，说得一口极漂亮的京片子，也沾染了极深的旗人习气。问案的时候，公案上摆着上好的龙井茶，精致的水烟袋。一面问案，一面喝茶抽烟，不时还要剔一剔指甲，闻两个鼻烟。审过一堂，见杨乃武与小白菜的供词并无翻异，随即转解巡抚亲审。

浙江巡抚名叫杨昌濬，字石泉，湖南湘乡人，倒是十二年才出一回，很难得的拔贡出身。不过起家却是军功，是现任东阁大学士陕甘总督、恪靖伯左宗棠手下的大将。左宗棠在浙江起家，领兵西征，与李鸿章的坐镇北洋，同为朝廷两大柱石。李鸿章的饷源在江苏与上海，占尽膏腴之地，左宗棠则视浙江为禁脔。杨昌濬的主要任务，就是替左宗棠筹饷。朝廷亦默许浙江为左宗棠的地盘，浙江巡抚应该是左宗棠的私人。因此，杨昌濬的地位极其稳固，只要将左宗棠敷衍好了，便不愁会有的调动。

因为如此，杨昌濬在浙江颇为专横，凡事独断独行，不大有什么顾忌。不过，官声亦不太坏，像遇到这种逆伦重案，亦不敢轻忽。问过以后，还特地派人到余杭县去密查。

所派的“委员”是个候补知县，名叫郑锡滜。刘锡彤得知这个消息，大为紧张，即时将陈竹山请了来，商量对策。

“这怕什么？”陈竹山的态度跟刘锡彤恰好相反，毫不在乎，“查不出什么来的！”

“竹山兄，”刘锡彤仍然是很不大放心的语气，“凡事不可大意！”

“是！凡事不可大意。”陈竹山对他的这句话另有解释，“郑大令奉委来查案，明明是宪台调剂调剂他。这一点，倒不可大意了。”

刘锡彤被提醒了。他当然深知官场的规矩，拿候补知县来说，浙江十一府共七十六县一州，七十七个州县缺中，经常可以调动的不过五分之一，而候补知县何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