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而锡光为人平和，轻易不肯用刑，所以，无论案内正犯，有关人证，都比较敢说话。许多过去所不知道的内幕，点点滴滴地被牵扯出现，眼看这一件逆伦重案的原判是摇摇欲坠了！

于是刘锡彤、陈鲁都大起恐慌，蒯贺荪亦是忧心忡忡。彼此密商的结果，认为非维持原判不可。于是一方面向锡光疏通，一方面在巡抚面前极力剖陈利害关系，终于说服了杨昌濬，认为唯有不让此案发生变化，对他才是最有利的事。

这些情形，杭州、湖州两府的士绅，都很清楚，少不得有人写信给京里的亲友，表示愤慨。有个刑科掌印给事中王书瑞，是湖州府属长兴县人氏，得知其事，自觉于公于私，都不能不说话了！

两宫太后还是第一次听说，浙江有这样一件情节离奇的逆伦重案，在召见军机时，询问始末，恭王便指定宝鋆答奏。他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宝鋆对本案的经过情形，比较熟悉；第二，刘锡彤是他的同年，他如果有意加以回护，此时便是一个机会。

可是宝鋆很见机，看这件案子演变到目前，杨昌濬以下有关的地方官，已有犯浙江人众怒之势；而且案牍具在，要想为刘锡彤开脱，亦是不可能之事。唯有在措辞中，尽量少提刘锡彤，便是关顾老同年之意了。

等他约略讲完，慈禧太后已知王书瑞所说的问官“意存瞻徇”确非虚语，便即问道：“这件案子是什么时候发回去的？”

“是去年秋天。”恭王答说，“到浙江已在冬天了。因为国丧的缘故，不免耽误。”

“耽误亦不致耽误这么久！”慈禧太后又问，“发回去的时候是怎么说？教杨昌濬亲自提问，还是准他派人复审？”

“旨意上说明，派杨昌濬‘督同臬司亲提严讯’。不过杨昌濬曾经声复，为了筹措西征协饷，公务太忙，特委湖州府知府复审。”

“这就不对了！如果交办事件，都可以这样子自作主张，连个阳奉阴违都谈不上，事后随便找个理由搪塞，你想，朝廷的威信何存？”

听这语气严重，恭王不敢接口，想了一会儿答说：“杨昌濬倒还不是跋扈的人，办理这一案如有失当之处，将来结案以后，再请旨议处。”

“好吧！”慈禧太后问道，“这个折子，你们看怎么办？”

“自然是严催结果，给浙江一个限期。”

“原奏请派大员，我看不如派人下去！”

“像这样的案子，派人下去，似乎不合成例。”

“那，是不是非要杨昌濬审问不可呢？”慈禧太后不以为然地责问，“既然意存瞻徇，审来审去还不是老样子？”

恭王语塞，只有伸手向后，示意跪在他身后的武英殿大学士文祥回奏。

于是，文祥膝行两步，出班上奏：“学政亦是朝廷的大员。请懿旨，是不是可以派浙江学政胡瑞澜提审？”

文祥是国之贤良，一向受两宫太后尊重，所以慈禧太后立即答说：“可以！责成他秉公严办，不准官官相护。你们写旨来看！”

于是由在养心殿走廊上携带纸笔在待命的“达拉密”，根据慈禧太后的意思，很快地写好一道上谕，叙明情节以后，接着写道：“此案情节极重，既葛毕氏供出实情，自应彻底根究，以雪冤枉，而成信谳；着派胡瑞澜提集全案人证卷宗，秉公严讯确情，以期水落石出。毋得回护同官，含糊结案，致干咎戾。”

这道上谕，语气严峻，而且很明显地看得出来，朝廷已知此案为冤狱，要求胡瑞澜为犯人洗雪冤枉。旨意如此，浙江的京官无不额手相庆，称颂圣明。

接到上谕，胡瑞澜大伤脑筋，气急败坏地说：“这不是找皮绊吗？”

“找皮绊”是湖北的乡谈，找麻烦之意。这道上谕，确为他带来很大的麻烦——一省的学政，专管秀才，无拳无勇，一切要仰仗地方官，而如今要他与作为浙江全省最高地方官的巡抚作对，这件事如何办得通？

“各位看看，这教我怎么办？”他向他的门客问计。

学政的门客，都是书生，只会替他代看文章，遇到这样棘手的事，亦是计无所出。其中有一个较通世务，认为此案牵涉到巡抚与臬司，与藩司无干，而且藩司卢定勋，是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恩科的进士出身，彼此同年，不妨向他请教。

“此计大妙！”胡瑞澜愁怀一宽，“我马上去看他。”

到得卢定勋那里，道明来意，也让他看了上谕。卢定勋沉吟了好一会儿，先问一句：“年兄，你打算怎么办？”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才跟你讨主意，你怎么反倒问我？”

“不是这话。我们是同年，如果是别的事，我就替你做主了。这件事不同，关乎年兄的声名得失，出入甚大。所以我先要问一问你的宗旨，是公事公办，还是能敷衍得过去就算了？不过，我要提醒你，这是特旨交办事件！”

胡瑞澜的原意，只要敷衍得过去就算了，但听得最后一句，不免懔然，想一想问道：“怎么是公事公办？怎么能敷衍得过去？”

“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