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惭形秽，只见过一次面便知难而退。

唯一的例外是个姓杨的，行二，苏州府属的昭文县人，父亲做过一任道员，因案休致，算是在籍的绅士。杨二本人进过学，风度翩翩，而且颇有文采，燕红的意思倒有些活动了，但就在论及嫁娶之际，她才发现杨二是个武断乡曲，什么包漕米、把持地方公益事业、包揽诉讼、欺侮孤儿寡妇等等，凡是歪秀才所做的坏事，此人无一不做。燕红自不免失望，但亦不无庆幸之感，幸亏及时看出杨二的原形，得以悬崖勒马。

但杨二却不放过她，经常登门，或者打茶围，或者请客打牌摆酒。既然悬牌应客，自有门户中的规矩，纵然不喜此人，却不能不勉强应付，杨二却渐渐不能忍耐了，一再向她们母女催问从良的条件。而燕红也觉得支吾不下去，私下忖度，只有杜门谢客之一途，因而才悄悄去觅新居。

就在这时候遇见了龚定庵，在燕红的感觉中，恰如绝处逢生，死心塌地赋了那首《摸鱼儿》明志。

“伊人新居，清幽绝伦。”顾千里在信中这样写道，“房主刘姓，姑苏式微世家，久慕文名，闻为兄所营金屋，亟言无不可商量。弟言于薛氏母女，照兄所示，与房主议定，典价五百金，以三年为期。一年之内如找补七百金，即作为买断。弟本已备妥全数，唯燕红坚谓伊稍有积蓄，只肯受二百金，作为借款。现已成券，涓吉乔迁。”

得此结果，龚定庵颇为欣慰，但有件事放不下心。燕红迁居，当然是脱籍而有了良家妇女的身份，但杨二既是无恶不作的武断乡曲，只怕对燕红还不肯放手。因此，他切切实实地写了一封信给顾千里，除了再三道谢以外，郑重以燕红相托，请他“保护”，勿使受杨二的骚扰。

这封信刚刚写好，又接到顾千里的第二封信，打开来一看，信中有信，信面上写“璱人公子亲启”，下面是用胭脂画成的一只燕子，自然是燕红了。

信中自然亦是谈新居，对顾千里深表感激，连日忙着移家；只说定居以后，写字读诗，静等明年初春良晤；对于杨二，只字不提。这种心情，龚定庵当然能够了解，事成过去，如春梦之无痕，越快忘记越好，何必再提——她亦可能根本没有想到，顾千里已将她这段烦恼，向龚定庵和盘托出了。

于是又写了复燕红的信，向账房支了四百两银子，将阿兴唤了来吩咐，专程到苏州去投信，四百两银子一半还顾千里，一半给燕红过年。

“你到了燕红姑娘那里，悄悄打听一下，是不是有个姓杨的在纠缠骚扰？”龚定庵格外嘱咐，“要私下打听，不要著痕迹。”

“是。”阿兴问道，“要不要等回信？”

“要的。”龚定庵忽然想起一件事，沉吟了好一会儿说，“你把信跟银子交了以后，不妨问一声：‘是不是有回信？’燕红姑娘一定会说：‘有的。’这时候你就说：‘最好信上能带一笔，问一问少奶奶好。’这话要说得很自然，作为你自己的意思。”

阿兴有些困惑，这话做下人的何可胡乱建议？不过主人如此吩咐，只好先答应下来再说。

正在书房中谈着，吉云来了。她是听老妈子说，阿兴要去苏州，又知道龚定庵在账房里支了四百两银子，特为来问个究竟。

“我在苏州摇了一场摊，输了几百两银子，跟顾千里借的。快过年了，人家等钱用，我不能不叫阿兴送去还他。”

吉云并不怀疑他在撒谎，只说：“那就索性到上海去一趟，晚两三天再走。”

“为什么呢？”

“我要做点点心，给老太太送去。”

杭州的风俗，包粽子不在端午，而在年下。包粽子有好几道手续，所以需要两三天的工夫。

“迟两三天倒无所谓，不过东西太多，他一个人照顾不下来。再派一个人吧！”

于是另外派了一名仆人刘成，随同阿兴一起出发。船到嘉兴要分手了，往东是上海，直北是苏州。这是到上海的航船，应该阿兴上岸，另行觅舟。哪知他路上受寒重伤风，虽不是要紧的病，体力毕竟受影响，一只皮箱里八个大元宝，竟提它不动了。

“阿成哥，没办法，你要送我到苏州。”

刘成同意送他到苏州，但途径不一样，主张先一起到上海，然后转往苏州。理由是：第一，这年天时不正，腊月中忽然回暖，如果先到苏州，再转上海，耽延日子，那些点心可能会变味；其次，航船直到上海，不必换船，比较方便；最后，到了上海道衙门里，要人要船，都很方便，不比在嘉兴雇船，费钱费力。

“格外还有一项好处，老爷衙门里有两位师爷，医道好得很，请他们开一帖药你吃，出一身汗，病好了，轻轻松松到苏州，有多好？”

阿兴为他说动了，跟着他原船到了上海，见了“老爷”没有什么话说；见了“太太”话就多了，老家的上上下下都要问到。尤其是对阿兴，他是“大少爷”贴身的书童，送点心是“大少奶奶”派的差使，怎么会派到他。

“我是要到苏州，大少爷派我去还一笔银子。”

“是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