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一套拿钱不投票的理论，倘或人人学他的样，岂非“赔了夫人又折兵”。

但要澄清只拿钱、不投票是办不到之事这一点，光靠口头上说，不会有多大效果，必须有行动上的表现，才够力量。

然而采取什么行动呢？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好由陈议员自己来说明，他的想法是如意盘算，他的做法是失败了。

陈议员是山东人，因而由山东省省长熊炳琦找得他的一个好朋友——财政部的王科长，专诚到六国饭店跟他展开谈判。

“老兄，”王科长说，“你这个玩笑开大了，简直是放野火嘛！熊省长特为托我来问问你，到底作何打算？”

“我说得很清楚了，直系那班军头，荷包太肥了，肥到想买个大总统来玩玩。既然如此，我亦不妨开开玩笑。”

“你是真的开玩笑，还是假的开玩笑？”

陈议员深深点头，“你这真假二字问得好，”他说，“我倒要请教，真又如何？假又如何？”

“你是真的开玩笑，预备来拆台的，那就无话可说。如果是假的开玩笑，那么真意又是如何？彼此多年至好，尽管直说。熊省长为人厚道，你是知道的，一定有以报命。”

听他说得很恳切，陈议员便老实答说：“《官场现形记》上常用一句话，‘千里为官只为财’，如今要改作‘千里开会只为财’。听说这一次的‘票价’高下悬殊，有这话没有？”

听他这一问，王科长肚子里雪亮，“你的话对了一半。”他说，“高下是有的，却不甚悬殊，大致在五千到八千之间，至多一万。至于老兄的事，例外之例外。我跟熊省长去说，送你‘两草’，够意思了吧？”

陈议员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叫他再加‘半草’。难得承你来看我，这‘半草’我承认而不收，是你的好处。”

“承情之至。”王科长说，“不过，打开天窗说亮话，人家肯这样迁就你，自然是有所图的。”

“我知道。你说，是何条件？只要办得到，我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于是王科长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招待记者，或者发布书面声明，说他的想法错了；二是参加投票，并迁出六国饭店，住到指定的旅馆。

“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可不行！”陈议员问，“住到指定的旅馆，是不是你们招待？”

“那是小事。”

“好吧！我住到你们指定的旅馆。”

“投票呢？”王科长紧盯着问，“怎么样？”

“既然住你们的地方，行动受你们控制，那也就不必去说它了。”

王科长亦是玲珑剔透的人，心知他不愿投票，但选举那天一定会出席。反正只要凑足法定人数，他投不投票，问题不大。不过有句话，一定要问清楚。

“老兄，你捧直系也好，反直系也好，我都不管。现在缩小范围，只谈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你的条件我尽力替你去做到，不过，你无论如何不可害我将来不好交代。”

“当然当然。”陈议员说，“到那天，我一定出席签名。这样，你能交代了吗？”

“能交代了。”

“好，一言为定。”陈议员说，“我还不致为两万元出卖朋友。”

这一说，王科长放心了。第二天就取来一张汇丰银行的两万元支票。陈议员倒也很漂亮，愿将支票由王科长保管，直到大选过后，再行交付。

“不必，不必！我相信你。”

“不要那么说。”陈议员摇摇头，“换了我，心里也会嘀咕，势必影响情绪，你先收着，晚上好睡得着觉。”

“既然如此，我就暂且保管。”王科长又说，“旅馆替你预备好了，在樱桃斜街，‘逛胡同’也方便些。”

十月三日晚上，甘石桥“俱乐部”统计，领支票的，已有五百六十多人，另外有一批南下而尚逗留在天津的议员，派代表跟王承斌接头，愿意“合作”，条件是当天早车到北京，一出车站便去投票，投了票领款，领了款上车回天津，不得宣布姓名。王承斌欣然同意。这一批约二十名，加上已领款的人，总数超过大总统当选所需的五百八十票。因此，吴景濂连夜发出通知，定在第二天上午十时，举行宪法会议。

这是一次试探。宪法会议须有五分之三的议员，亦即五百二十二人出席，方能开议。结果是流会了四十四次的宪法会议，终于开成了，到会的人在五百五十人以上。大选派奔走相告，欣然色喜，都认为选大总统有把握了。

但吴景濂虽已发出定在十月五日上午举行大总统选举会的通知，却丝毫不敢怠慢。最要紧的是安全问题，怕反对派捣乱，决定调集大批军警保安队，在象房桥国会所在地一带布岗；同时规定，入场旁听，一律搜身，对有问题的议员，则采取严密监视的措施。

这一夜，甘石桥的“俱乐部”通宵达旦，热闹异常，五间大厅挤得水泄不通。支票一共发出六百零五张，会应该可以开得成了，但仍旧需要盯紧。吴景濂在这天一清早到院，第一件事就是查问有没有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