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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3 / 8)

业如日中天,方当盛时,何以突然自杀?启人疑窦者在此。

各方传言,说李纯之死,与他的部下齐燮元有关,此人籍隶天津附近宁河县,与李纯算是小同乡。他本来是第六师第十二旅旅长,一向为李纯所倚重,及至升了第六师师长,关系更加密切,公认为李纯的心腹大将。

但也有人说,齐燮元工于心计,早有取李纯而代之的异心。李纯死后,秘不发丧,齐燮元布置了一天,才于十月十二日宣布“巡师祈望和平统一,自杀以促国人觉悟”,同时公布了李纯的遗书,表示“痛心国事”。而这封遗书,传说出于伪造。李纯有个同乡,仿他的书法,可以乱真,为齐燮元罗致在幕,李纯的遗书,即出于此人的手笔。

至于齐燮元被怀疑的主要原因是,李纯保荐齐燮元,以江宁镇守使代理江苏督军,“恳请中央特简实授”,并非生前的安排,仅是遗书中的表示。有人认为这是仿照当年李鸿章保荐袁世凯的故事。李鸿章为俄国人所凌逼,病殁北京贤良寺,遗书中保荐袁世凯,说“环顾海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这实在不是李鸿章的本意,而是他的部属如袁世凯的亲家周馥等人,在代草遗书时加上去的。同样,保荐齐燮元,亦非李纯的本意。若有此意,为何生前并无表示?

当潘复未奉派到南京调查以前,京沪各大报的记者,纷纷出动采访,所记“官方人士”的说法,亦顾有道理,若说“国事日非,遂萌厌世之念”,那是将北洋军阀的人品,捧得太高了,连他们自己都不会有一个相信。不过,李纯好名是事实。而在江苏,声誉大损,这是促成他自杀的一大动机。他在江西除了喜欢荐用亲戚同乡以外,对民政绝少干预。直皖战起,一改常态,不待北京政府命令,擅调一贪污有据的俞某为财政厅厅长,又保荐王克敏为省长,大为江苏士绅所反对。北京为了顾及民意,收回成命,改任王瑚为江苏省省长。至于财政厅厅长,李纯不肯让步,他坦率表示,财政为军事命脉,必须是他信任的人,才能确实控制饷源。这也是实话,北京政府便准他另行保荐。

这回保荐的是他在江西所收的干儿子,姓文名龢,据说是文廷式一家。文龢随义父到了江苏,当的都是肥缺,先主烟酒公卖;后调两淮盐运使,名声当然不会太好,所以江苏士绅反对如故。省议员中有人提倡“苏人治苏”,所见太狭,不足重视。江苏省教育会、上海县商会等等人民团体的一通联合通电:“徒以军民有分治之名,无分治之实。军费日渐增加,民政无由发展,倘财政再入军署私人掌握,苏民其何以堪?”言简而意赅,非常有力,省议员且曾表示,如果北京政府一定用文龢,江苏将以拒绝纳税,作为抵制。

此时的报纸,日日有攻击李纯的报道与评论,渐渐形成一种江苏人对江苏省政的主张,除了文龢在任不纳税以外,另外两点是:“外债以苏产作抵,苏人不能承认”及“李纯既如此跋扈,中央应明令解职”。

据说李纯在看报以后,曾经痛哭,自道:“我在江苏,抚躬自问,良心上对得起江苏人。如今为了一个财政厅厅长,如此诋毁我的名誉,有何面目见人?”接着便命副官到机器局,将他交修的手枪,取了回来。这把手枪,便是他用来自戕之具,时间是在十月十二日凌晨四时许。

到得天明,齐燮元召集江苏省省长王瑚、四省剿匪总司令陈调元等人,到督署开会。报告李纯自杀,保荐他为督军,同时公布了遗书。

遗书一共五封,一是道自杀的原因;二是对国事的期望;三、四是分别交代江苏、安徽的政务——辖区本有江西,大概由于江西督军陈光远,在李纯一发表为苏皖赣巡阅使时,即有不受节制的表示,所以对江西政务的交代,独付阙如。

第五封写给他的胞弟李桂山,说“为官二十余年,廉洁自持”,可是遗产有二百数十万元。来源是“祖遗产”“一生所得薪公”及“实业经营所得”,以“四分之一捐施直隶灾赈,以四分之一捐助南开大学堂永久基本金;其余半数,作为嫂弟合家养活之费”。像这样能说出私财的具体数字及其来历,似乎遗书又非他人所能伪造。究竟自杀的真相如何?唯有等“中央大员”到达,才有水落石出的可能。

潘复带着随员到达南京,由齐燮元陪着在行馆中安顿略定,第一件事当然是到李纯灵前行礼。

灵堂设在督军公署西花厅,齐燮元派人代为预备了清香素果的祭品,上香行礼既毕,孝子磕头答谢。李纯的参谋长何思溥延宾到客座待茶。方在寒暄之际,只见四十来岁的一个中年人,头戴白结子的青布小帽,身穿毛边黑布薄棉袍,形容惨淡地走来,朝潘复面前跪下来就磕了一个响头。

“不敢当,不敢当。”潘复急忙避开,问何思溥说,“这位是什么人?”

“秀公的令弟桂山先生。”

既非孝子,何故行此大礼?潘复益觉不安,赶紧从侧面去搀扶,口中说道:“请起来,请起来!有话好说。”

“先兄死得很惨。他一生爱惜名誉,不想落得如此下场,要请次长成全。”说完,又磕了一个头,方始掩面哭着退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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