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开火以前，照例先来个笔墨开火。在北京政府下令褫夺张敬尧的湖南督军之职，任命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吴光新为湖南检阅使后，吴佩孚在郑州发表通电，反对安福系包办上海和会——和会北方代表朱桂莘辞职以后，改派安福系首领王揖唐继任。所以吴佩孚指为安福系包办和会，主张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

通电中谩骂一通，似乎天下之大，除他本人以外，无一正人君子。接着专车到保定。这天是六月十五日，第二天曹锟就电辞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便显得“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战机迫在眉睫，徐世昌开始感到事态严重了！他之能够在新国会中，以众望所归的姿态“荣登大宝”，所倚恃的一种人望是，只有他能约束北洋军人，使直、皖两系的裂痕获得弥补。如今不但不能弥补，而且连维持现状都不可得，裂痕扩大至不能不兵戎相见，那就无异撕破他的脸，公诸天下：你们看看，他不过倚老卖老，对北洋军人根本就没什么影响力可言。此情着实难堪。

因此，徐世昌亦像黎元洪当日的处境，只好寄望于耆宿与“强藩”的调停。先请王士珍出面试探，敬谢不敏；再请张作霖、李纯与曹锟进京——曹锟是争斗的一方，但徐世昌仍旧请他的用意是，要表面显出直、皖两系的为敌，不过是吴佩孚反对段祺瑞与徐树铮，将曹锟看成对段、徐并无成见的第三者，当然就有调停的资格。

曹锟当然不肯来。李纯坐山观虎斗，亦不愿插手，只有张作霖欣然命驾。

直系所拉拢的就是奉张。虽有同盟之约，但如今看张作霖愿任调停之责，恐怕他会改变初衷，因而曹锟左右商量，决定派吴佩孚的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迎上前去，先做说客。王承斌是直系中唯一非冀鲁出身的将领，他是辽宁兴成人，可以跟张作霖拉同乡关系。

在滦河道上迎着了张作霖，他不但做了说客，还做了冰人，将曹锟与张作霖绾合成儿女亲家。因此，张作霖在团河跟段祺瑞见面时，语气之中，不免偏袒曹、吴。

段祺瑞这回是对吴佩孚动了真气，又恨曹锟窝囊，竟受吴佩孚挟制，所以觉得张作霖的话很刺耳。最后忍不住又发了他的轻视高级将领的老脾气，很不耐烦地说：“你莫管我们的闲事！快出京去吧！”

张作霖从没有碰过这样的钉子，当时脸色铁青地告辞。段祺瑞前倨后恭，居然亲自送出大门，这是他待客很罕见的礼遇。但事后有人说：徐树铮其时正在团河，预备仿照杀陆建章的办法，以伏甲对付张作霖。而段祺瑞坚持不可，还怕徐树铮一时鲁莽，所以亲自送客出门。传述者还绘声绘影地说：“当时合肥让客人在前走，他在后面一路相送，一路伸手在背后，不断摇动，极力阻止，奉张才免于小徐的荼毒。”

张作霖对这些话，亦是将信将疑。他觉得徐树铮虽然花样百出，但脑筋、眼光毕竟过人一等，还不至于将他看成陆建章。不过也不能因为段祺瑞这一番清谈，放弃调停之任。所以在跟徐世昌、靳云鹏长谈以后，旋即带着粗中有细、韧性极大、善于磋磨的张景惠，专车抵达保定，与曹锟、吴佩孚会议。

保定会议，除了张作霖及随员与曹锟、吴佩孚以外，还有冯国璋系的李纯、陈光远，跟着曹锟去的张怀芝，及本来中立、因地盘受威胁而倒向直系的赵倜的代表。所以这个会的性质，实际上不过为反皖系结盟而已。

会中做了六项决议。第一是撤换安福系所推荐的财、交、法三总长，加了一个陪笔：靳云鹏辞职。第二是撤换王揖唐的北方议和总代表，作为反对安福系包办和会的具体步骤。第三是湖南问题交和会解决。第四是凡和会不能解决的问题，由国民大会解决。召集国民大会是吴佩孚的主张，但只是空空洞洞的一句话，连吴佩孚自己都不知道代表如何产生，大会如何召集。第五是针对边防军而发的，边防、西北军、南军与各省军队同样裁减。最后，张作霖提议，恢复张勋原官——这件事原可单独办理的，加在这里是直系为了不承认段祺瑞的“马厂起义”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勋。

会中发言最激烈的，可想而知必是吴佩孚。他认为时局演变到如此恶劣的地步，都由于安福系把持，徐树铮跋扈所致，因此提出斩草除根的主张：解散安福系，撵走徐树铮。

张作霖不赞成操之过急，认为不宜使段祺瑞过分难堪，更不可使徐世昌左右为难。结果做成这六项折中决议，由他二访团河，与段祺瑞去磋商调停。

调停必然失败，是可以预见之事。段祺瑞为了张作霖的面子，并未全盘拒绝，表示可以勉强同意第一项。张作霖认为到这里他的调人的责任已经尽到，决定专车出京。徐世昌极力挽留，到七月初终于决裂。

段祺瑞对于直系宣布徐树铮六大罪状，犹可忍受。及至看到徐世昌在公府召开特别会议，开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职务，任为远威将军留京供职的命令，勃然大怒，认为徐世昌倒向直系，已失去北洋长老的资格，破脸破定了。

于是皖系调兵遣将，直系布防备战。战火即将燃眉，曹汝霖特为去看一直担任北洋政府军事顾问的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