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郭泰祺伴同汪彭年去看井上，由井上陪着去见小幡。

听完陈述，小幡脸色铁青，“好了！你们请吧！”他说，“我从今以后，再不跟中国人共事了。”

汪彭年、郭泰祺心里都很难过，只有连连道歉。回到南横街，刘钟秀也来了，同时带来了一个内幕消息：情势何以突变的缘故。

原来黎元洪的“二太太”黎本危，本是汉口的黑牌红妓。黎元洪的太太长斋念佛，诸事不问，黎本危操纵内外，招权纳贿，成了黎元洪的一大弱点。

黎本危有个手帕交，嫁的是湖北外交交涉员胡朝栋。帝制议起，黎元洪从武昌带进京的亲信，分成两派，一派反对帝制，就是怕“狗头落地”的那班人；一派赞成帝制，以善拟痛哭流涕的通电而闻名的饶汉祥为首，胡朝栋尤其热衷，走杨士琦的门路，得以巴结袁克定。反对帝制的人，都知道他是袁克定的奸细，所以敬鬼神而远之，防他防得像贼那样。

谁知百密一疏，疏忽了胡朝栋的妻子，就住在黎家，是黎本危的“清客”。袁克定通过这一重关系，以两万元的珍珠买通了黎本危，窥探黎元洪的意向。东厂胡同的监视，一度放松，就因为辗转从黎本危口中得知，黎元洪并无异志的缘故。

不道黎元洪在出走的计划将实行的前两天，告诉黎本危说：“我要走了。”

黎本危立即问说：“到哪里？”

黎元洪摇头不答，经不住爱姬一再迫问，才答了句：“将来派人来接你。”

黎本危一半假，一半真——怕黎元洪一走，袁克定放不过她，下令逮捕，受牢狱之灾，因而号啕大哭，要黎元洪带她一起走，不然宁愿此刻就死在他面前。

黎元洪的英雄气，本就不壮，这一来更觉气短，无可奈何地说一声：“好了，好了，我不走就是。”

黎本危还怕他口是心非，暗中关照胡朝栋到杨士琦那里去告警，结果来了个东厂胡同逐部戒严。此日回溯当时的情形，黎元洪还自诩定力。

“也亏得我主意拿得定，不然项城一去世，我怎么就顺顺利利地补了他的位子呢？”

但是，这个位子有段祺瑞与徐树铮在，就像曹操、华歆之与汉献帝，不会坐得稳当。因此这天晚上由餐厅到书房，与人密谈时，哈汉章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

“如果‘歪鼻子’要辞，大总统就准他辞好了。怕什么？”

谁是“歪鼻子”？黎元洪先是一愣，随后才想起来，这是袁世凯那班少不更事的幼子为段祺瑞所题的外号，接着使劲摇头：“那会出事！”

“风波是会有的，不过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莫非他还敢举兵造反？”

“我是怕没有人能接替他。”

“大总统是说谁来组阁？有人、有人！”

哈汉章认为不妨与研究系合作，让汤化龙来组阁，梁启超当然要罗致在内。另一方面，由韬园系联络冯国璋，梁启超疏通西南，局势可以很快地稳定下来。

“难得缠，难得缠！”黎元洪打着湖北腔说，坚决拒绝。

乘机去段是哈汉章的上策，既不见用，只好再陈中策，请徐世昌来京调停。

“这个办法比较妥当。”黎元洪问道，“你看，派谁去请他？”

徐世昌自从洹上送葬以后，“归隐”于河南辉县，筑了一所别墅，名为“水竹邨”。不管他是不是做作，但表面看来，是绚烂之后，归于平淡，不愿再沾惹九陌红尘的模样。因此不是交情深厚，有特殊渊源的人，恐怕还请不动他。

斟酌再三，大家认为最理想的，莫如“北洋三杰”之首，而赋性比较恬淡的王士珍。商量既定，由黎元洪下了帖子，请王士珍赴宴，以西餐相饷。

王士珍字聘卿，北洋军人都称他“聘老”，黎元洪是后辈，亦照此称呼。“聘老，”他说，“芝泉跟我闹脾气，我很为难。我想请聘老劝劝他，把辞职书收了回去。”

“大总统明鉴，”王士珍很客气地说，“不是我敢驳回，芝泉的脾气，大总统是知道的，只怕越劝越僵，反为不美。”

“这就难了！以你跟芝泉的交情，尚且如此，更有谁的话是他能够听的呢？”

“除非徐相国。”

“那就只好恳请徐相国出山来调停了。不过聘老，恐怕非劳你的驾不行。”黎元洪又说，“为了北洋团体，请聘老务必辛苦一趟。”

提到“团体”，王士珍义不容辞，很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黎元洪特备一份花色繁多的重礼，由交通部特饬平汉路局备妥一列花车，载着王士珍南下，由河南新乡转道辉县去请“东海相国”，进京调处府院之争。

这是袁世凯死后，徐世昌的声望升至北方第一位的鲜明象征。他很了解，如果长此归隐，对于调处一事，不妨听其自然，双方肯让步，固然很好，若是各走极端，无从化解，亦不妨浩然还山。但若还有用世之志，那么此生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才能无损威望。

这样就必须慎之又慎。先跟王士珍促膝深谈了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