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若有所思地说，“想想还是那个时候有意思。”

“哪个时候？”

“喏，不就是袁老大没有添兵，行动比较自由的时候。”

“大总统还觉得那时候有意思？”外号“麻哥”的刘成禺说，“大家‘狗头’不曾落地，真是万幸。”

在座诸人，大都经历过这场惊险，于是谈了开来。原来当蔡锷起兵时，刘成禺等人跟黎元洪的中文秘书瞿瀛、英文秘书郭泰祺密商，打算将黎元洪秘密移出北京，到西南或者上海，依照约法，摄行大总统职务，主持讨袁。此事的策动者是汪彭年，他跟郭泰祺通过日本东方通信社驻华公社社长井上的关系，与日本公使小幡作了一次秘密会晤，提出他们的计划，问小幡是否可予以助力。

“可以。不过，这个消息，绝对不能让英国人知道，否则，一定失败。”

“是的。”郭泰祺答说，“以朱尔典与袁的关系，表面不赞成帝制，暗中是赞成的。”

“我先跟美国公使谈一谈。请你们明天再来。”

第二天会晤，消息非常好。美国公使深表赞成，愿意合作。接着小幡谈了秘密移送黎元洪出京的计划。

“我本来卸任回国，船期已经定了，为这件事我可以在正金银行多住一个星期，亲自陪黎副总统出京。”小幡又说，“我们坐美国公使馆海军陆战队换防的专车，绝对妥当。”

到了天津，自然是坐美国运输舰，直航上海，这一路的安全，绝无问题。问题在于由东厂胡同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这一段，如何能够平平安安地通过。

“这一段路程，要你们自己负责了。”小幡答说，“我一出面，反而引人注目。”

这是初步的结果，但已相当具体，可以跟黎元洪谈了。由于日本、美国的公使有此友好表示，可以想象得到，在上海一露面，两国政府会发表支持的声明，这远比“洪宪皇帝”登基，只有“清国大使”溥伦一人觐贺，在声势上是强得太多了。

因此，黎元洪欣然同意。郭泰祺一面秘密通知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希望到时候响应；一方面会同汪彭年，仍旧要找井上去商量，如何由东厂胡同安然到达东交民巷。

经过仔细研究，设计出来一个看起来很妥当的办法。黎元洪的副官刘钟秀，住在黎家后面，背靠背仅一墙之隔。刘家前面，则是一条冷僻的小胡同。到了出走那天，打通黎、刘两家的墙壁，黎元洪易服钻墙，然后打电话给日本人办的同仁医院，说刘钟秀出了急病，请派救护车来接。救护车是预先联络好的，将黎元洪用担架抬上车，直驶东交民巷，会合美、日两国公使，一起出京。

计划既定，刘钟秀陆续将家人遣走，定在星期日夜半，也就是星期一凌晨两点钟，开始行动。哪知到了星期六下午六点钟，情况突变，郭泰祺神色仓皇地奔到他们设在宣武门外南横街的机关，一见留守的刘成禺，便即说道：“不得了，不得了！刘麻哥，快走！”

“少安毋躁。”刘成禺倒很沉着，“先把话说明白来。”

“瞿干卿让我来告诉各位，袁老大送了黎本危两万大洋的珍珠，消息已经泄漏。现在东厂胡同，军警密布。”郭泰祺又说，“听说是胡朝栋向杨杏城告的密。”

刘成禺想了一下说：“就是抓人，一定也在晚上。现在分头办理，我仍旧在这里留守联络，你去看副总统，切切实实问清楚，有没有把同谋的名字告诉人家？”

郭泰祺应诺着，转身就走。到了东厂胡同，果然满目缇骑，不由得使人自“东厂”想到明朝的魏忠贤，捉人的“白靴校尉”，行刑开刀的“驾帖”。不过一进了大门，却是平静如常，黎元洪在书房里，好整以暇地在看《三国演义》。

“副总统！”

声音很大，让黎元洪微吃一惊，脱口将《三国演义》上的一句对白说了出来：“何事惊慌？”

“副总统跟二太太、胡朝栋说了出走的计划没有？有没有提到我们的名字？如果说过，让我们快走，不然，狗头都要落地。”郭泰祺又说，“请发天良，不要说一个字假话。”

由于最后两句话说得很不客气，黎元洪便也板着脸回答：“我可以对天地父母发誓，没有说过出走计划，亦没有提过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只说意思想离京而已，包你们狗头不会落地。”

“那好！”郭泰祺松了一口气。

黎元洪却气上来了，“我是副总统，叫我易服钻洞，岂不失了体统？”他冷笑着又说，“你们如果害怕，最好能变只白鹤，飞回武昌黄鹤楼好了。”

“白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副总统。我们也舍不得你啊！”郭泰祺笑着走了。

回到南横街的“机关”，与谋诸人都已到齐，郭泰祺将黎元洪的话，照样转述了一遍。大家都知道，黎元洪唯一的长处就是憨厚，他包大家“狗头不会落地”，就一定不要紧了。不过，还有件事必得马上去办。

“副总统改了主意，要通知人家才是。”

汪彭年所说的“人家”，是指井上与小幡。于是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