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与拉锡等面同逐件查点，撰造总册，会疏具题外，又臣等会同搜查年羹尧内室，并书房橱柜内，书信并无一纸，随将伊家人夹讯。据供：年羹尧于九月十二日，将一应书札、书信烧毁等语，及问年羹尧供词无异。至拉锡起身之后，臣等再加细搜粗重家伙，于乱纸中得抄写书二本，书面标题《读书堂西征随笔》，内有自序，系汪景祺姓名，臣等细观其中所言，甚属悖逆，不胜惊骇，连日密访其人。至十月十六日，始知汪景祺即钱塘县举人汪日祺。臣等一面饬令地方官，将伊家属封锁看守，一面唤伊近房族弟、翰林院编修汪受祺，问其去向，据称汪日祺现在京师罐儿胡同居住，我若欺罔不行实说，甘与日祺同罪等语，取其亲笔供单存案。臣谨将逆犯汪日祺所撰书二本，封固恭呈御览，伏祈皇上立赐严拿正法，以快天下臣民之心，以褫将来恶逆之胆。”

这一来掀起了雍正朝的第一件文字狱。这汪景祺是原任户部侍郎汪霖的第二个儿子，康熙五十三年的举人，上一年漫游陕西，上书大将军亦无非游士打秋风而已。所写的两卷《读书堂西征随笔》，说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有一条讥刺先皇，未免不敬。

这一随笔甚长，题目叫《诙谐之语》，一望便知是讲笑话，从前明王世贞访严世蕃，举琵琶记曲文相戏，因而成仇谈起，一直说到先帝南巡的一段故事。

据说康熙南巡，经过无锡时，有个叫杜诒的秀才，在道旁献诗，皇帝顿为赞许，特赐绫绢一轴。杜诒捧回去一看，是御笔写的《千家诗》：“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这首诗是道学先生以其浅薄所作，向来被作为调侃的题材，譬如有人挖苦，惧内者跪踏脚板，便改这两句诗嘲弄，叫作“时人不识予心苦，将谓偷闲学拜年”。皇帝御笔，放着新纂的《全唐诗》，哪首不好挑，偏偏挑这一首蒙童所念的诗。所以有人作了一首诗说：“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诒赐绫绢，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

随笔中托词“某作”，可能就是汪景祺自己的手笔，诗是刻薄了一点。但除此以外，便很少可议了。而皇帝为了要坐年羹尧以谋反大逆之罪，故意夸大其词，当作逆案处理。

汪景祺即时被捕，交廷臣会议。以年羹尧“知情不举”，定为他的“大逆五罪”之一。至于汪景祺，由刑部定拟斩立决，妻子发遣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人为奴；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着革职，发遣宁古塔；五服以内的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一一查出，统统革职。这是汪氏族人从未经过的大劫。

那么汪景祺的这部随笔，到底犯了什么错呢？皇帝下的评语是：“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以使此种奸人得漏网也。”可见得实在也提不出什么具体的罪状。

可是外间的传言，特别是在浙江，风声鹤唳，引起极大的惊恐。汪景祺曾经在浙西的平湖住过，以致平湖竟有屠城的谣言，富厚之家，纷纷举家远避，费了好大的事才能将人心稳定下来。

再还有一连串的株连：直辖总督李维钧拿问治罪，自不待言；前长芦盐运使宋师曾，亦以年党的关系，追查任内亏空，被抄了家。

年羹尧的岳家，本是宗室世袭公爵，皇帝当初为了笼络年羹尧，将他的叔岳普照亦封为公。普照已死，由他的儿子恒冉袭爵，此时以“一家不应有二公”的理由，将恒冉的爵位革掉了。

至于年羹尧自己，经内阁、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及九卿会审，以“大逆”“僭越”“专擅”“贪黩”“残忍”等“九十二款大罪”，议定处分。年家十六岁以上者斩，十五岁以下及妇女发极边充军。皇帝的批示是：“令年羹尧自裁，其子年富立斩，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遣极边烟瘴地方充军。妻系宗室之女，着遣还母家。族中为官者俱革职。家赀抄没入官，其嫡亲子孙将来长至十五岁者皆照遣，永不赦回。有匿养其子孙者，以党附叛逆治罪。父年遐龄、兄年希尧革职免罪。”

又特为发布一道上谕给年羹尧，说是看到廷臣所议之条，“朕览之不禁堕泪”，“今宽尔殊死之罪，令尔自裁，又赦尔父兄伯叔子孙等多人之死罪，此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尔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涕也”！

于是，阿齐图奉旨，监视年羹尧以一条白帛，结果了自己的性命。死后，传出他许多轶闻，流传得最广泛，为人津津有味在谈的是，他在杭州当将军时的一个故事。

据说，年羹尧从七月初到杭州接任，至八月底卸任，这一个多月之中，每天都穿着官服在城门口坐镇，看守城官丁查察奸宄。那时杭州盛传“年羹尧一夜连降十八级”的荒谬流言，真如俗语所说“虎落平阳被犬欺”，没有什么人理他。唯有一个穷书生，每天进城出城，必遥遥敬礼，然后低头疾赶而过。

及至年羹尧一革职，知道性命或将不保，倘或治罪，子孙必皆处死。而有个侍妾，却已怀孕了，为了想保全一点儿骨血，所以一直在想如何得以托付一个人才好。

这个人找到了，便是那穷书生。这天年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