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到史可法大营，已是四月十二。那时的史可法已接替熊明遇为南京兵部尚书，听说流寇犯阙，在四月初一，督师勤王。渡江驻兵浦口时，得到了这个惊天动地的凶信。

六军缟素，痛哭发丧。“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第一大事，还在立一位新皇帝。东宫及皇子，音信全无，那就只有在逃到江南的近支藩王中，择一而立了。

以伦序来说，最近的是福王由崧，他跟殉国的皇帝，是同祖父的兄弟。次是潞王常淓，他是穆宗的孙子，而穆宗是崇祯的曾祖，所以潞王常淓跟殉国的皇帝是重堂叔侄，比福王由崧，远了一层。

然而以贤愚而论，由崧远赶不上常淓，在当时宗藩中，几乎唯有常淓，能急家国之难。至于福王，从他父亲开始，便已恶名昭彰——由崧的父亲名叫常洵，神宗宠妃郑贵妃所出，十六岁封为福王，因为父母溺爱，要留在膝下承欢。大臣怕郑贵妃有夺嫡的阴谋，屡次上奏，请福王就藩，神宗置之不理。

直到常洵二十九岁，才到他的藩国洛阳，住在花费二十八万两银子建造的王府。就藩以前，赐庄田四万顷。河南没有那么多良田，取湖广、山东的沃土补足。又赐“盐引”一千三百——运销官盐，坐收暴利。而神宗万历年间，搜括天下，宫中奇珍异宝，堆积如山，又任由常洵携取。因此福藩之富，确可敌国。而常洵在洛阳，淫恣暴虐，多行不义。崇祯十四年李自成破洛阳，常洵在事先逃出城外，躲在迎恩寺中，而结果终于不免遇害。

常洵既死，世子由崧袭爵。他继承了他父亲的种种恶德，河南人对他都无好感，因此当凤阳总督马士英跟史可法商议，预备拥立由崧时，在史可法幕府中的侯方域，大不以为然。

“老先生，”侯方域劝道，“福王分藩敝省，我知之甚详。断断立不得此人！”

“何以呢？”

“福王有三大罪，第一，当日郑贵妃谋害太子，危及宗社，如果不是东林君子调护，神器早为窃夺。”

“这自是一行大罪，但不该记在如今的这位福王头上。”

“那就说如今的这位福王。崇祯十四年，老福王死在李自成手里，剐尸与鹿肉同煮，置酒大会，号为‘福禄酒’。老父如此惨死，而福王竟忍心远避，还在离乱热孝之中，纳民女为妾！”

“这，”史可法摇头叹息，“太难了！”

“还有五不可立。第一，车驾存亡，传闻不一，虽有殉国煤山之说，到底不曾有人亲见。第二，果然皇帝殉了社稷，还有太子监国。第三，如今要立中兴之主，不必以伦序而定。第四，立君不当，大失民心。第五，怕有一班小人以拥立福王之功为要挟，霸持国政，岂还有恢复中原之望？”

“世兄高见，谋虑深远。”史可法深深点头，“等南都会议，我一定照世兄的话来主张。”

南京清议堂会议，都认为由崧有七不可立：一是贪；二是淫；三是酗酒；四是不孝；五是虐待属下；六是不读书；七是在藩时曾违反祖制，干预地方政务。

决定的原则是，立贤重于立亲，要推戴潞王常淓继位。史可法亦表同意。但是，凤阳总督马士英，以阮大铖为谋主，联络“江淮四镇”——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将福王由崧送到仪征。史可法因为大难当前，不愿内部先有裂痕，勉强接纳了既成的事实。

福王接承大统，定年号为“弘光”。史可法以及拥立潞王常淓一派的高弘图、姜日广，虽都做了东阁大学士，但薰莸不能同器，马士英大权在握，听信阮大铖的指使，将史可法排挤到扬州去督师，于是便有人批评，说是“秦桧留之在朝，李纲驱之在外”。

不久，阮大铖做了兵部尚书，第一件事就是为阉党翻案，打击东林。周镳和雷演祚下狱被难。吴次尾、陈定生纷纷走避。侯方域当然也无法到南京来看香君，一践“中秋”之约。

而宫中，正如东阁大学士王铎，奉弘光帝敕令所选的那副楹联：“万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几见月当头”，得乐且乐，真个笙歌彻夜，不知一江之隔，烽火连天，饿殍载途。

拾

秦淮的豪客，换了一班新贵，挥金如土，比那些名士要阔得多。因此，脂香粉腻，丝竹敖嘈，比从前更热闹了。

唯一的例外是李家。从侯方域一走，香君立志守节，抛却歌扇，尽洗铅华，不下楼，更不见客，黄昏独坐，陪伴她的只是一头名唤“雪奴”的猫。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李贞丽常在嘀咕，“有一座铜山，也有吃空的日子。”

香君当然意会得假母的意思，是要她接客。样样都能依，只有这一样依不得。她也很清楚，贞丽手里着实有几文——一大半是她挣来的，吃个年总还不愁。因此，尽管李贞丽啰唣，她只默默不语。

“你既不肯接客，就只好嫁人。”李贞丽说，“杨老爷昨日来说，漕抚田老爷拿三百两银子，托他买个人，杨老爷问你的意思如何？”

“娘！”香君反问一句，“你就为了三百两银子要卖我？”

一句话将李贞丽堵得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