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中国的游历家，尤其是那些任性深入的游历家，他们闯进了外人踪迹罕至的内地，无不大吃一惊。那里的农民群众生活程度若是之底，却人人埋头苦干，他们盖兴奋而知足。就像在大饥荒的省分，如陕西，此种知足精神，普遍地传播遐迩，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而且陕西的农民也还有能莞尔而笑的。

现在有许多为局外人认为中国人民之痛苦者乃系衡以邪僻的欧美生活标准之故耳。若欲处处衡以欧美生活标准，殊无人能感受幸福，除非少数阶级能居住于高温的大公寓而自备一架无线电收音机者。这个标准假使是正当的，那末一八五年以前就未尝有幸福之人，而美国之幸福人必尤多于巴威（bavaria），因为巴威地方很少回转轻便的理发椅，当然更少电链和电铃。

但在中国的乡村里头，这些设备可更少，虽然在极端欧化的上海，那些老式理发椅已经绝迹；其实这种老式理发椅才是货真价实的椅子，而这些老式椅子你倒可仍在伦敦的kgwsay和ontartre巴黎的发现，照著者想来，一个人要坐还是坐一把名符其实的椅子，要睡还是睡在名符其实的床上（而不是白昼应用的沙发），这才觉得幸福些。一种生活标准，倘使拿每天使用机械设备的次数来测量一个人的文明程度的那种标准，一定是不可靠的标准。

故许多所谓中国人知足之神秘，乃出西方人之幻觉耳。

然无论如何，倘把中国人和西洋人分门别类，一阶级归一阶级，处之同一环境下，则中国人或许总是比西方人来得知足，那是不错的。此种愉快而知足的精神流露于智识阶级，也流露于非智识阶级，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渗透结果。可以到北平去看看有劲儿而多闲话的洋车夫，他们一路开着玩笑，最好让同伴翻个筋斗，好叫他笑个痛快；或则可以上牯岭去看看气喘喘汗流浃背抬你上山的轿夫；或则可以到四川去看看挽航船逆急流而上行的拉纤夫，他所能获得以维持每天生活的微薄报酬，仅足敷一天两顿菲薄而满意的粗饭。照中国知足原理上的见解，倘能够吃一顿菲薄而安逸的粗饭，吃了下肚不致担甚么心事，便是大大运气。中国有位学者说过：“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

知足又为“慈祥”“和气”的代名词，此等字眼到了旧历新年，大家用硃红笺写在通行的门联里，这是一半为谦和的箴训，一半为人类智慧，明代学者即以此意劝人“惜福”老子有句格言，现已成为普遍口头禅，叫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文学里头，这个意义常转化而为田园思想，为乐天主义，吾人可于诗及私人书翰中常遇此等情绪。著者暇时尝于明人尺牍选集中拣出陆深致其友人书一篇，颇足以代表此等情绪：晚将有佳月，别具画妨，载鼓吹同泛何如？昨致湖石数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块新凉，能过我信宿留乎？兼制隐居冠服，待旦夕间命下，便作山中无事老人矣！

此种情绪当其渗入流行的学者思想，使他们安居茅舍之中而乐天知命。

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物体，因为“神”老是嫉妒人类的幸福。幸福问题因而是人生不可捉摸的问题。人类对于一切文化与物质进步虽尽了全力，幸福问题毕竟值得人类一切智慧的最大关心以谋解决。中国人竭尽了他们的常识下过最大毅力以寻求此幸福。好像功利主义之信徒，他们常热心于幸福问题，胜于物质进步问题。

罗素夫人曾聪慧地指出：“快乐的权利”在西方是一个被遗忘了的权利，从前和现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灵常被次一等的权利观念所支配着，他们注意于国家预算的表决权、宣战投票权、和被逮捕时应受审讯的私权。可是中国人从未想到逮捕时应受审讯的权利，而一意关心着快乐的幸福，这快乐不是贫穷也不是屈辱所能剥夺他们的。欧美人的处理幸福问题常取积极的态度，而中国人常取消极的态度，所以幸福问题最后可以收缩为个人的欲望问题。

可是一讲到欲望问题，我想就感觉到茫无头绪，我们真正所需的是什么呢？为了这个缘故，戴俄泽尼（diones）的故事常使我们发笑，同时也着实又羡又妒，因为他宣称他是一个快活人，原因是他没有任何欲望，当他见了一个小孩子双手捧水而饮，索兴把自己的饭碗也摔掉。现代的人们，常常得自己困扰于许多难题中，而大部分与他的人生有密切之关系，他一方面羡慕戴俄泽尼的逃禅的理想，同时又舍不得错过一场好戏或一张哄动的影片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摩登人物之不安的心情。

中国人籍知足哲学消极的企求快乐，但其逃禅的程度尚未达到戴俄泽尼之深，因为中国人任何事情从未想深进，中国与戴俄泽尼不同之点，即中国人到底还有一些欲望，还需要一些东西。不过他所欲望的只是足令他快乐的东西，而要是无法达到目的，则亦并无坚持之意。譬如他至少需要两件清洁的衬衫，但倘是真正穷得无法可想，则一件也就够了。他又想要看看名伶演剧，将藉此尽情的享乐一下，但倘令他必须离开剧场，不得享乐，则亦不衷心戚戚。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几棵大树，但倘令地方狭仄，则天井里种一株枣树也就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