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叶子。”云叔说。

“所以我们应该特别珍视这一份美丽。”我发表了我的意见。

云叔没有回答，而是渐渐进入一种沉思状态。我意识到这应该是他们的时间，便站起来：

“对不起，我得先睡了，明天还要赶火车。”停了一下，我又补充，“如果你们明天还想玩一天，就不必很早叫醒我。”

一上床我就睡着了。半夜醒来，满室光明，月亮从窗外照到床前，像铺展开一条银色的毯子。我的头脑非常清醒，毫无睡意，便决定起来欣赏这难得的月色。

拉开房门，首先看到一粒星火和一团黑影。定睛细看，是云叔坐在原来我坐的那张靠近栏杆的藤椅上。他也听见了我的足步声，回头看了一眼，依然保持原来的姿态。

“如此良宵，你坐在这里发什么呆？安妮呢？”我走到他面前问。

“睡了。”

“明天不走吧？”

“你看，这月亮，”他答非所问地说，“最圆的时候，也就是将缺的时候。”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苏东坡早已先你而言。不过事虽难全，人总是费尽心血去追求圆满的。”

“这就是一切烦恼之由来。”他很快接着说道。

“如果说有烦恼，那也是命里注定。”

“不然。”他很平静地说，“乐极生悲，有圆始缺，欲除烦恼，无生无灭！”

“不得了，你哪里来的这四句似诗非诗、似偈非偈的东西？”我点上支烟坐下来说，“对不起，我们谈谈别的好不好？我是凡夫俗子，没有资格跟你参禅。”

“你以为这是佛家的说法？”他也点上支烟，“其实这也是儒家的说法。”

“儒家并没有不许人去追求圆满。”

“但是他叫人‘求阙’！你不能不承认曾国藩可以代表儒家吧！”

我一时语塞，但心里并不屈服，而且我觉得应该说服他改变那种出世的态度。想了一会儿，我以做结论的口气说：

“总之，你的‘红叶哲学’没有存在的可能，更没有延伸的必要。你说红叶最美丽的时候也就是将要衰败的时候，我觉得唯其快衰败了，才应该更珍惜它的美丽，你看重在衰败，我看重的是美丽，见仁见智，观点不同，这或许可以归入‘认识论’的范畴。”

“好一个‘见仁见智，观点不同’，那么你总不能不承认我的‘红叶哲学’也是一种看法。”

“岂有此理……”

“算了，算了！”他含笑摆手，“一牵涉到哲学，就要抬杠了。辜负月白风清，真是何苦！睡吧，明天走。”

“奇怪！你忽然又变得如此旷达！”

“既然‘此事古难全’，那么不学学苏东坡又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想开了，还是故意安慰我？总之，他已在我心灵上投下了一道阴影。

第二天，我本想取道上海，径自回家，但由于他俩的坚留，我又在上海住了一晚。安妮带我到她家去玩，会见了她的母亲——一个生长在法国的意大利人。她红润的圆脸上老挂着一团笑容，对待云叔尤其亲切得像自己的子侄一般。傍晚，安妮帮她母亲准备好晚餐，搬出了古老的烛台，围着铺上红白格子台布的方桌，在烛光摇曳之下，我们一面吃通心粉，一面喝红酒，随意闲谈着。安妮的母亲谈到青岛和天津，谈到安妮的父亲，以及十年前他死于心脏病后，怎样茹苦含辛地养育安妮。在她的一切回忆中我们分享了欢乐，也分担了愁苦。这异国情调的一夜，予我以甚深的印象。

之后，我回到家乡，而且很快地在一个军事机关里觅得职位。这以后的几个月中，我没有见过云叔和安妮，不过跟云叔常有书信交往。他的来信多半是很简短的，有时也提到安妮，有时在信末赘一句：“安妮致候。”可见他们还是常在一起的。

就这样到了第二年春天。三月的末梢，我服务的那个机关有一天特定的假期，中间隔着一天，又逢例假，那就是说如果请一天假，便一共有三天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我决定邀请云叔和安妮来玩一次。正当我在办公室计划这件事时，突然接到家中来的电话，说是有一个“外国女人”找我，要我到某旅馆去看她。

不用说，当然是安妮。于是下班之后，我便径照她所留下的地址去找她，并未遇见，但她在旅馆里留下话叫我等她，同时茶房打开她的房门，让我进去休息。床上放着一只极小的皮箱，桌上放着一份本地市区的地图，这说明她是一个人来的。此外我又注意到并没有照相机、望远镜之类的东西，可见她也不是来游览的。那么，有什么事呢？云叔为什么不陪她一起来？云叔为什么不事先写信告诉我呢？

一面想，一面等她，好久还没有消息。这时我还未吃晚饭，便留了一张条子，并且关照了茶房，然后上街，不想刚一走到闹区，便遇见了她。

“我正想找你们来玩，你倒先来了。伊里奥呢？”我问。

“我也正在找他……”

“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