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已经给了。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像今天下午这样享受过莫扎特的音乐呢。”

梅把手从他的手臂上抽了回来“你用不着说这种话。我可不喜欢油腔滑调。这种话我已经听得够腻的了。”

“偶尔听一听吧，”威利答道“譬如说，一周里只听一次，我是真诚的。”

梅看着他的脸说：“抱歉了。”

他们在一个书报摊前停下。那个衣衫破旧、满脸皱纹的卖报人用嘶哑的声音兜售着莫须有的胜利消息，将报纸的一些大标题用涂了焦油的防雨纸遮着。往来的人群与他们擦肩而过。“谢谢你的晚餐，”梅温说“星期一见。”

“不能早一点儿吗？我真想早一点。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没有电话。”威利一下子愣住了。梅温的确是出身下层社会。“我家隔壁有家糖果店，”她接着说“有急事时可以通过那里和我联系，只能告诉你这些了。”

“如果真有了紧急情况呢？那家糖果店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下次再说吧。”她微微一笑，脸上那种谨慎小心的表情顷刻间消退成了煽情卖俏。“反正周一之前不能见你。不得不在乐谱上下点苦功夫。再见。”

“只怕是我谈论书谈得让你腻烦了吧。”威利说，实在不想让这次会面就此结束，便没话找话，想把行将熄灭的火星煽燃。

“不是的，我玩得很高兴。”她停顿了一下，伸出了手“这是个有教育意义的下午。”

她还未走到楼梯脚下就被人群吞没了。威利从地铁入口处走开时有一种获得新生的可笑的感觉。罗克西门口的彩色玻璃棚罩、无线电城装饰着黄色灯泡的黑门柱、餐馆的招牌、呜呜疾驶的出租车在奇妙的光影中来来往往。他觉得纽约就像巴格达一样既美丽又神秘。

第二天早晨3点钟，威利的母亲睁开眼睛，房间里还黑糊糊的。她做了一个非常逼真的梦，梦见她在听歌剧。她听了一会儿依然在她脑海里回响着的音乐，便坐了起来，因为她意识到她听到的是真实的音乐——从威利的房间穿过过厅飘过来的凯鲁比诺的情歌。她起床，穿上一件蓝色丝绸和服式女式晨衣。“威利，亲爱的——在这个钟点听唱片吗？”

他穿着衬衫坐在他的手提留声机旁，手里拿着一个拍纸簿、一枝铅笔。他歉疚地抬头看了看，关上了留声机“对不起，妈妈。没想到传那么远。”

“你在干什么呢？”

“正在窃取莫扎特的一个乐段放在新曲子里用，我想我是在剽窃。”

“你真可恶。”她仔细端详她儿子，确定他那兴高采烈的怪异表情是一种创作的狂热。“你平时是一进家就上床睡觉的。”

威利站起来把拍纸簿翻过来扣在椅子上，打了个哈欠“这件事正好在脑子里闪过。我困了。明早再说吧。”

“想不想喝杯牛奶？马蒂娜做的巧克力馅饼好极了。”

“我已在厨房里吃了一大块了。对不起，吵醒你了，妈妈。晚安。”

“这是一段好听的曲调，剽窃得好。”她说，让儿子在面颊上吻了一下。

“没有比这一段更好听的了。”威利说，在她身后关上了门。

梅温在塔希提俱乐部的工作持续了三个星期。她新奇的莫扎特节目上座率很不错。她一晚比一晚唱得好，更单纯，更明澈，手势动作也没那么繁多了。她的代理人兼教练，马蒂鲁宾每周来几次看她演出。在她演完后，就在一张桌子边或她的化妆室里同她谈一个小时或更久一些。他是个矮壮的圆脸汉子，大约35岁，头发苍白，戴一副很厚的无镜框眼镜。他那身肩部过宽，裤腿肥大的套服表明那是从百老汇购买的，不过颜色却是不太刺眼的棕色和灰色。威利同他说话时很随便。他确信鲁宾是个犹太人，但并不因此而轻视他。威利喜欢作为群体的犹太人，喜欢他们的热情、幽默和机警。这是真的，尽管他家住在犹太人买不起的房地产开发区里。

除了与鲁宾的这些谈话外，梅的每两次演出之间的时间全都被威利垄断了。他们通常坐在化妆室里抽烟聊天——威利是受过教育的权威，梅是态度一半恭敬一半挖苦的无知学生。这样过了几个晚上之后，威利说服了她改为白天见面。他带她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但那却是一次失败。她在看达利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dali，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著名的加泰罗尼亚画家。——译者注、夏加尔马尔克夏加尔（arhagall，1887－1985），俄裔法籍画家，犹太人，生于俄国，1922年移居国外，后定居法国，他是第一个用图画记录梦境世界的人，他的作品对超现实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超现实主义流派是以马尔克夏加尔为的。——译者注和切尔利塔切夫帕维尔切尔利塔切夫（paveltchelitchew，1898－1957），生于俄国，1923年定居巴黎，最初为抽象派画家，后与抽象派决裂，成为超现实主义画家，创作了像萨尔瓦多达利那样以极大的技术精确记录的奇异的幻象。——译者注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