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有成议以后，方始奏报朝廷，名为“请旨”，实同“报备”，逐渐形成割据之势。而在朝中，皇帝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两宫太后虽能德才相济，到底深居禁中，昧于外势，国政全靠军机大臣撑持。

恭王固贤，又全靠文祥做帮手，才能勉强对付得了一班跋扈的督抚。不幸地，文祥久病，终于在这年五月间去世。朝廷痛失柱石，益觉孤立难支，长此以往，大权旁落，成为所谓“强枝弱干”的局面，绝非国家之福。因此，翁同龢觉得削减督抚的权柄，是件比什么都重要的大事。而杨乃武一案之所以不肯迁就杨昌濬，亦正是借题发挥，在暗中为朝廷争权。

这番苦心，如果不为恭王了解，任令桑春荣内顾宝鋆的面子，外受杨昌濬的嘱托，将一驳再驳，提京部审，闹得轰轰烈烈的这件逆伦疑案，弄出个虎头蛇尾的结局，不但成了个大损朝廷威信的笑柄，而且各督抚亦将因此而更轻视朝廷。这关系太大了！

为此，翁同龢一直想跟恭王谈一谈这件案子，却苦于不得其便。因为恭王与宝鋆是密友，凡是翁同龢能见到恭王时，几乎总有宝鋆在里，无法深谈。这样一直到了八月初，才有一个机会。

这天是恭王奉了两宫太后之命，到皇帝读书的毓庆宫来查问功课。这是常有的事，但每次都有宝鋆陪着，只有这一天是恭王一个人。在毓庆宫，师傅本月两位，而夏同善奉旨派充顺天乡试主考，料理入闱，不在书房，这样就更便于进言了。

时候也巧，恭王来时，正是功课将完之时。等皇帝回宫进膳，翁同龢便说：“王爷，就在这里便饭，如何？”

“好啊！”恭王欣然相许，并且吩咐侍卫，将两宫太后照例赏赐的食物取来，一同享用。

恭王这顿午饭，一向很费工夫，因为，一则四更起身，五更上朝，到此时又饿又累，全靠从容享受一顿午饭，补充精力。再则，亲王仪制尊贵，王府中很少接待宾客，内廷行走的人有事要见他，或者恭王要约见什么人谈事，都是此时借杯酒相叙。翁同龢是深知这些情形的，所以入座以后，并不亟亟，只是陪着恭王把杯闲谈。

谈来谈去，谈到左宗棠与李鸿章，微有酒意的恭王叹口气说：“左季高西征，要多少多少饷，无法筹措，只有跟洋人举债。举债要担保，李少荃又反对，联络沈幼丹一起密奏，变成跟朝廷为难。唉！不用他们不行，用了他们又不受节制！你道如何是好？”

“是！”翁同龢乘机说道，“既然不用他们不行，就只有想法子加以节制。”

“难！”恭王摇摇头。

“不难！”翁同龢几乎是应声而答，针锋相对的意味显得格外重。

“噢，”恭王很虚心地问，“倒要请教！”

“朝廷自有纪纲，纪纲一立，草偃风从。纵有跋扈之臣，及时裁抑，他人自知警惕。”

这话也无非老生常谈，了无异处。恭王便点点头，不再问下去了。

见他是不以为然的模样，翁同龢心知正论失于空泛，得举实例，才能打动他的心。于是想了一下，故作惊人之语：“从来皇纲有失坠之虞时，必得杀大臣立威！”

果然，恭王大吃一惊，“杀谁？”他问，“杀大臣可是绝非两宫所愿，而且时当承平，何由能杀大臣？”

看他已倾注了注意力，翁同龢便微微笑道：“不是真个要行诛戮，略师其意可耳！”

“这倒可以。”恭王很有兴趣地问，“如何师法？叔平，你倒画一条策看。”

翁同龢不即答言，举杯相敬，对干了一杯，方始徐徐开口：“王爷，我先说段掌故你听。高宗慧贤皇贵妃是汉军旗，本姓高，这是王爷知道的？”

“是啊！慧贤皇贵妃的父兄，不就是高斌、高恒父子吗？”

“是！我要讲的，正是高恒的故事——”

高恒是椒房贵戚，在乾隆初年，干过好些阔差使，乾隆二十二年任为两淮盐政，这是举国第一个肥缺，高恒当了八年之久。乾隆三十三年，整顿两淮盐务，高恒在任内除照例的陋规以外，额外贪污至数百万银子之多，事发定罪，高宗朱笔亲批“斩决”！

其时军机领袖是孝贤皇后的胞兄傅恒，当时便为高恒求情：“高恒是高贵妃的胞兄，请皇上推恩，免他一死！”

高宗立即答说：“贵妃的兄弟犯法，应当免死；皇后的兄弟犯法，又当如何？”

一听这话，傅恒浑身发抖，面无人色，终其一生，战战兢兢，勤慎当差。这就是高宗驾驭臣下的手段。

恭王听完，默默无语，好久才说了句：“若能破除情面，纪纲自然可立。”

“是！是！”翁同龢急忙接口，“王爷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但是，这也需有机会才行，总不能无缘无故把脸去撕破。”

“机会多的是，眼前就有。”

“噢！”恭王想了一下说，“我想不起有这样的机会。”

“杨乃武一案，就是机会！借杨石泉以儆督抚，是个好法子。无奈中间有关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