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分不清楚？”

“这话说得很透彻啊！”杨大姐很兴奋地说，“我们倒请教请教内行看，是不是就拿这些理由写在状子上，由亲人出来告？”

“是的！”杨恭治说，“如果我可以出面，就我来告状申冤。”

“谁能出面，谁不能出面，大清律例上都有规定的。”詹善政提议，“我们该当专门请一位讼师，或者到绍兴去请一位做过刑名师爷的人，来办这件案子。”

“是啊！”杨恭治也附议，“当初我也这么说过。只为一时找不到够资格的人，如果请的人不在行，白花钱是小事，误了事情可不得了。如今，我看李景山、郑兴都很热心，不如请他们举荐一位。”

杨大姐接纳了他们的意见。当时商量决定，她在杭州再多留半天，应该向郑兴去道谢致意，顺便商量这件事。如有结果，留下詹善政在杭州接头。

于是第二天上午，备了两色水礼，又去拜访郑兴。昨天在监狱中说话不便，此时方将与小白菜会面经过，细细告诉了郑兴，最后方始道明来意。

“要讲讼师、代书，我认识的不晓得多少。不过，本事都有限，户婚之类的小官司，不妨请教他们，这桩官司太大了！没有一个人挑得起来，就算挑得起，不一定有把握，花费倒是决不会少。我们总算有缘，我不能不替你们打算打算。这样，有位老先生，你们不妨去碰碰看。”

郑兴举荐的一位老先生，名叫邹观生，早年一直在北直隶游幕，精通刑名，谁知偶尔疏忽，判牍上一个字的出入，将一桩盗案中不该死罪的从犯，定了绞罪。而这名从犯是三代单传，这一处死，他家便绝了后嗣。不久，邹观生老妻病殁，独子夜行遇盗，不幸丧命。邹观生认为是作孽的报应，心灰意冷之余，辞幕回乡，在西湖上出茶叶的龙井隐居。他跟郑兴是酒友，一个月总有一两次，不是他进城来访，便是郑兴携樽就教，盘桓竟日，交情很深。

“这位邹先生平时不谈刑名，不过到酒吃得差不多了，你不问他，他亦会谈他平生办过的得意案子。帮人打官司，当然更谈不到，所以要碰你们的运气。如果他肯帮忙，案子或许有点希望。”

“是的，我想有郑头的交情在那里，邹先生一定肯破例的。郑头，”杨大姐问，“你看是登门去拜访邹先生呢，还是摆桌酒请他？”

“摆酒倒不必，你们抬一坛好酒去，算是我送的。”郑兴说道，“论我跟他的交情，要请他出来帮人打官司，也还办不到。不过，邹先生喜欢打抱不平，看这桩案子太冤枉，或许肯伸手来管。”

说着，郑兴找张红单帖，提笔写了自己的名字，上面注明邹观生的地址，交了给杨大姐，关照要一早去，晚了恐怕他去东到西，不知到哪个寺里找和尚下围棋去了。

杨大姐持了这张帖子回到长泰，即时备办了一罐五十斤重的陈年花雕，嘱咐杨恭治、詹善政第二天一早去访邹观生，倘或不在，就在那里坐等，定要见到为止。说完，她动身赶回余杭去了。

詹、杨二人寻到地方，已经近午时分，但见小小一座瓦房，双扉紧闭，门上一把大锁，邹观生不在家。

“怎么办？”杨恭治问，“得找个地方去歇脚，回头再来。”

詹善政的鼻子很尖，向空使劲嗅了两下说：“等等，让我来仔细看一看。”

他从屋前绕到屋后，炖肉的香味愈浓，而且毫无疑问地出自双扉深锁的这座屋子中。既然如此，邹观生就一定会回来吃午饭，稍等一会儿，便可相见。

不久，从竹径中出现一位清癯老者，手里提着一把锡制的酒壶，缓步而来。看那气度，十之八九可以断定，正是他们专程来访的人。

果然，等那老者从大襟上摘钥匙要去开门时，詹善政上面拱拱手问道：“老先生贵姓是邹？”

老者将他打量了一下，点点头说：“不错，我姓邹。尊驾何人？”

“敝姓詹，这是舍亲，姓杨。我们俩受了臬台衙门郑头儿的委托，特地给邹老先生来送酒。”

邹观生抬眼望去，一坛酒已由脚夫抬到面前，不由得欣然色喜，但随即正一正颜色问道：“你们两位是郑兴的朋友？”

“是的。”

“这坛酒真的是郑兴托你们送来的？”

“真的。”詹善政说，“邹老先生隐居在此，不闻外事，如果不是郑头委托，哪能寻得到此？你老人家看，这是郑头亲笔写的地址。”

邹观生真的接过字条来看了看，“笔迹不错。不过，他自己为什么不来，要托你们两位？”他说，“两位跟我说实话，可以商量。”

“是！”詹善政向杨恭治看了一眼，决定说老实话，“实不相瞒，有点很急的事，要请邹老先生指点迷津。郑头说，邹老先生生来侠义心肠，喜欢打抱不平，叫我们尽管来，不会碰钉子。”

邹观生笑了，“我就知道郑兴的这坛酒不容易喝。好吧，”他说，“进来再说。”

开门入内，詹、杨二人开销了脚夫，转身看时，邹观生人影不见；等了好一会儿，才见他从堂屋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