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说：“既然这样，就要先花本钱。”

“是！”詹善政问，“先要花多少？”

“这样，你明天一早去备一份礼，送到我家里来，我替你去托个人情。不过，”李景山加重了语气说，“这份礼总要十几两银子，可能白白花费，一无用处。”

十几两银子虚掷就虚掷了，詹善政毫不迟疑地答说：“求人的事，本来就没有必成的道理。白白花费也无所谓。”

“只要你明白就好。”李景山的心又热了些，“我一定替你上紧去办。”

于是李景山说了他家的地址，詹善政谨记在心。饭罢回到客栈，将经过情形告知杨大姐。她做事很爽脆，一面开单子命杨恭治去备办礼物，一面取了二十两银子交给詹善政，说是先送李景山的礼物。

“年底下各人都有些账要还。托人办事，当然先要替人分忧，有这二十两银子，他暂时可以松口气，才能真的上紧替我们奔走。你告诉他，事情成不成不管，这二十两银子他先用了再说。”

詹善政见她出手大方，明白事理，心里非常佩服；同时觉得这样做法，在李景山面前很有面子，所以心里也非常高兴，很起劲地说：“我明天一大早就去，一定钉到他，一定有个确实回音。”

“对！你再告诉他，事情成功了，我们另外送三百两银子。就算包给他了！”

“善政！”杨大姐又说，“你要懂我的意思，三百两银子是包给你那位朋友，统统在里头，不过，话不可这么说，这么说人家会不开心。”

“那，大姐，要怎么说呢？”

“你说，一切请他费心。该送多少请他斟酌，如果只要二百两银子，一百两就送给他；如果只要一百两银子，二百两也送给他。”

如此说法，相当动听，但不能深一层去想，倘或要五百两银子呢？李景山不就一无所得了吗？这样转着念头，才知道杨大姐的能干。在“外场”上，手腕决不输与一般的男子。

“唉！”他忽发感慨，“当初事情刚起时，我姐夫不要那样子自负，什么人都不放在他眼里，先虚心跟大姐商量一下，也许只是晦气几两银子，在县里就把这场祸事了掉了！”

“事到如今，也不必谈过去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官司还不算输到底！不过，此刻是要紧关头，一点都放松不得。善政，”杨大姐说，“你要多辛苦，我办不到的事，就要靠你了。”

“那当然。大姐，你倒说，什么事是你办不到的？”

“譬如说，我是叶家的人，有公婆在堂，不能不回去过年，心里想在杭州钉住这场官司，也是力不从心。”

换句话说，是希望他过年不回家，在杭州照料。詹善政心里在想：杨大姐不但能干，而且厉害，城府很深。这一趟如能达成愿望，入狱与小白菜私下一晤，也许有法子说动她翻供，那一来官司就有得打了！

第二天一早，詹善政雇了两个脚夫，挑着名为“条箱”的长方朱漆大木盒到李景山家送节礼。款式周到，还用全帖写了一张礼单：“谨具绍酒成坛、金腿一双、迎春四盆、细点八盒，奉申年禧。”但下面却未具名。

礼物的选定和礼单的格式，都是杨大姐的设计，其中别有深意。她在想，李景山要去托人情，当然先要送年礼，这一层人家想得到，却未见得有工夫去备办；就算有工夫，也耽搁辰光，倒不如连礼单都替他备好。李景山见有现成礼物，只要在礼单上写上他自己名字，立刻就可以送去，也就立刻可以谈正事了。

果然，等詹善政送上银票，再照杨大姐的话说完以后，李景山指着条箱说道：“太客气了！何必还来这一套？不过，我倒有个用处，索性连条箱带人，我都要借用一用。”

“好，好！我叫他们留在这里，听你差遣。”

“你道我为啥要借用你的人？老实说，这四样礼，在我这种身份的人，就算很贵重的了。为了你的事，我这四样礼要转送一个人；至于监狱里要打点，该当多少，我还不敢说。尽力照你所说的数目去办就是。”

“费心，费力！”詹善政抱拳致谢，接着又说，“请问，能不能早点听回音。”

“最迟明天。”李景山说，“或许今天晚上。”他略停一下问道，“你住在哪里？”

“众安桥长泰客栈，宇字五号房间。”

“好！我一有消息就来通知你，你不要走开。”

“是，是！费心，拜托。我在长泰恭候大驾。”

因着事关重大，詹善政、杨恭治陪着杨大姐在长泰枯坐守候，一步都不敢离开。到了中午，正在吃饭时，李景山来了。詹善政丢下筷子去迎接，客气地相邀同餐，李景山摇手说：“不必客气。那位杨大姐在哪里？”

“噢！”詹善政不知道怎么答复了。

“是这样——”

李景山先将接头的情形告诉他——那四色水礼，送到按察司照磨倪槐那里，颇有效验。倪槐很客气地动问来意，而且也很直爽地表示，无功不受禄，李景山送礼，必有缘故。只要他办得到的事，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