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冬季则为“炭敬”。红包大小，因人而施，像刑部尚书这样的地位，大致一二百两银子，而杨昌濬这次所送的“炭敬”，比往年加了几倍，足足一千两。得人钱财，与人消灾，煌煌上谕，虽不敢公然违抗，但可设法拖延，给杨昌濬一段化解的时间。

因此，当原任主管文卷的“堂主事”，现已调升浙江司员外的满洲正蓝旗人吉顺，拿着根据这道上谕所拟的咨文，上堂请求画行时，桑春荣摆一摆手说：“先搁在那里，等开印了再说。”

大小衙门的规矩，每年十二月二十封印，一直要到来年正月二十才开印，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以不办公事。如果是不相干的例行公事，压一个月亦未尝不可；但这是钦命要件，何可延搁？所以同为堂官的绍祺表示反对。

桑春荣号白斋，绍祺称他：“白公！我看是马上办出去的好！”

“为什么呢？”

“刑部复核此案，几次驳下去，都让浙江顶了回来，威信大损。如今既有上谕，正该及早发出。开印要一个月以后，这搁得太久了！上头如果查问，不好交代。”

“不然！”桑春荣说，“照我看，胡学使的复奏也快到了，等看他如何说法，再作道理，比较妥当。也许已经审明白了，那就不必再多此一举。”

“复奏是复奏，上谕是上谕，果然复奏审问明白，浙江自然会申复，请求免提人证卷宗，那时再奏闻请旨，也不要紧。”

“不，不！不能这么办。”桑春荣执意不允，却又说不出理由。

绍祺不服，又无奈其何。想了一下，当场关照吉顺：“劳驾，请你看看翁大人在哪里，马上把他请来！”

听罢来意，翁同龢答说：“既然是去争，总要争到了才好，不然虚此一行，犹在其次，以后就不能再争了。”

“是。”

“那么，总得有个言之成理，而且不易驳倒的说法。”

“其实很好说。绍大人没有想到，我亦不便当场提醒。”

吉顺提出一个说法，翁同龢欣然同意，随即换了官服与吉顺同车到刑部。

刑部有处小有花木之胜的地方，名为“白云亭”，堂官聚谈会食，都在此处。平时雍容和睦，此时却有剑拔弩张的意味。绍祺一看帮手到了，抢先迎上来说道：“叔平，请你劝劝白公，杨乃武一案已奉上谕提审，钦命要案，当然应该赶在封印以前，咨会浙江。你说是不是！”

“请少安毋躁。”翁同龢从容不迫地跟桑春荣招呼过了，方始将吉顺所教的话，说了出来，“白公，夜长梦多，我们先要站稳脚步。既有明发，浙江当然也知道要提审，只为部文未到，下面就可以动手脚，倘或有关系的人，再死一两个，只怕杨石泉吃不了兜着走。倒不如早早发了咨文，杨石泉自己有所警惕，约束属下，不得胡来，反是保全之意。至于本衙门的责任，白公，不出事则已，一出事似乎也很难分辩。”

“是啊！”绍祺拍着手，很率直地说，“白公，爱之适足以害之。”

这句话倒很管用，桑春荣虽感不悦，却不能不听了，点点头说：“既然两公所见如此，那就发吧！”他大声吩咐，“请吉老爷来！”

吉顺抱牍上堂，桑春荣首先画行，绍祺与翁同龢亦都看过署名，随即抄缮用印，封缄妥当，封套上标明“加紧”，送交兵部驿递。

新年里各衙门封印，而军机处照常入值，两宫太后亦照常看奏折。年初六发下来一个折子，是胡瑞澜在年内拜发的。

奏折上说：“臣于十二月初三日，由嘉兴试毕回省，照刑部奏驳各节，行提本犯及应讯人证，逐加讯究。葛毕氏等供俱无异，本可拟结；而杨乃武因案经再讯，以为必能翻动，顿改前供。查因奸毒毙本夫，事极秘密，旁人无从确见，自应以本犯供词为凭，此案本非他人诬指，而杨乃武图脱重罪，逞其狡狞伎俩，播散浮言，闻者率信为真有冤抑。现在杨乃武刁健更甚，案情重大，人言纷纷，实非愚臣所敢专断。请特简大臣，另行复审。”

由于朝廷已作处置，这个奏折可以不理。不过朱智却抄了折底，分送夏同善及浙江京官，大家都看出来胡瑞澜与杨昌濬已自陷于骑虎难下，而又难乎为继的窘境中了。

在杭州，这个提审的消息，当然更为轰动，茶坊酒肆，到处有人在谈论杨乃武与小白菜。有那好事的，钻头觅缝在打听杨乃武与小白菜起解的日期，是走水路还是陆路，好赶到要冲之地一睹庐山真面目。

谁知消息沉沉，始终并无确期。据说巡抚杨昌濬接到刑部的公事，大为不满，有一次定期接见僚属之时，在官厅上大发牢骚，说“正犯既有确供，案子铁定不移。要提人证案卷到京，简直是有意找麻烦”。因为如此，便有种种流言，一说杨昌濬有西征元戎左宗棠撑腰，决定抗旨，已经动公事顶了上去，杨乃武与小白菜不会起解；又一说，杨乃武已经为狱卒受命谋害，根本无法起解。

实情是杨乃武的刑伤极重——本来已快好了，上年十二月初胡瑞澜由嘉兴回省城，重新再审，只有杨乃武依旧翻供，又吃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