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衔的一共十八个人，状子递到都察院，详叙种种疑义，认为此案发回浙江复审，绝无结果，唯有解交刑部重新审讯，才能有正确的结果。这样的诉讼，且不说列名的大部分是雅负清望，为公卿所尊敬的名士，也不必问在都察院内部有无安排，只看案情，便非出奏不可。

都察院的奏折，两宫太后看过，发交军机处核议。领班的恭王便找了宝鋆来，问他的意见如何。

“刑部提审，我一时倒还想不出有此前例。此例一开，以后怕要多事了。”

“前例总是有的。”恭王答说，“我亦主张驳，不过驳得掉、驳不掉要好好研究。驳下去，再顶上来，事情就难办了。”

这是军机处的威望所关，驳下去，顶上来，就必得再驳，再驳再顶，这场官司打到什么时候？宝鋆心想，如果刑部提审，老同年刘锡彤非吃大亏不可，这一案要帮忙只能帮在暗中。

想停当了，便即答道：“我总觉得此例不可开！不如钦派大员，随带司官，驰驿到浙江提审，比较妥当。”

“也好！先看看有谁可派？”

“是的。我看这个折子压一两天再说。”

这一压下来，马上便有消息到夏同善那里。夏同善找翁同龢，要求他跟恭王进言，仍旧由刑部提审。翁同龢答应了。

事情很巧，就在这天中午，恭王奉慈禧太后之命，到弘德殿来看两位师傅授读的情形，让翁同龢有了一个从容进言的机会。

“刑部有个折子没有发下来。”翁同龢闲时提起。

“是，”恭王想了一下问，“浙江那件谋杀亲夫的案子？”

“是。”

“刑部提审，似乎无前例可援。”

“回王爷的话，皇上亲鞫的案子也有过。”

“那是谋反大逆。”

“逆伦亦是十恶不赦的重案。”翁同龢又说，“顺治十四年丁酉科场案，世祖就曾亲自御殿审问，传旨行刑。”

“有这样的事吗？”恭王怀疑。

“有！事在顺治十五年四月。”翁同龢说，“前些日子我查旧档发现的。王爷不信，我可以检档呈阅。”

“不用，不用！”恭王想了一下说，“这一案当然不能轻纵。你看，钦派大员到浙江，如何？”

“恐怕没有人肯去，去了亦不见得能秉公审理，无非再多死几个无辜之人而已。”

“是何言欤？”恭王有些不高兴了。

“王爷，”翁同龢从容说道，“我先讲一段内幕给王爷听。”

所讲的就是钱坦在左右为难之下，不能不自裁的经过。恭王听完，脸上的颜色缓和了。

“事情很明白地摆在那里，浙江的大吏非维持原判不可，钦派大员到了浙江，难免受人情的包围。如果公事公办，审问虽可委诸随带的司员，但提传案内一干人证，仍旧要由地方官办差，其中有关系的证人，势必遭受威胁，倘或不从，便会如何？可想而知。”

“啊，啊！”恭王深深点头，“地方官要借故杀之以灭口，是很容易的事。”

“正是！”翁同龢突然脸色一正，放低了声音说，“冲龄之主，太后垂帘，是所谓‘孤儿寡妇’的局面，弱干强枝，尾大不掉，往往由此而起，征诸往史，斑斑可考。王爷身当重任，岂可不替朝廷立威？”

恭王恍然大悟，改容相谢，“叔平！”他说，“你真是社稷之臣。”

、左宗棠又当如何？这番义正词严的话，将宝鋆堵得逡巡不敢赞一词了。

于是，当天就奏明两宫太后，下了一道上谕，第一段说：“前据给事中边宝泉奏，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一案，胡瑞澜复讯未协，请解交刑部办理；当以提案解京，事涉纷扰，且恐案内人证，往返拖累，是以未准所请，仍责成胡瑞澜悉心严究。”

这是解释当初所以未准所请的缘故，只为了纷扰甚多，恐怕拖累无辜人证，是出于体恤之意，而非表示根本不应由刑部提审。

第二段是说明所以改变原意的缘故：“兹据都察院奏称：‘浙江绅士汪树屏等，遣抱联名呈控，恳请解交刑部审讯。’据呈内所叙各情，必须彻底根究，方足以成信谳，而释群疑。”

最后便是指示办法：“所有此案卷宗及要犯案证，即着提交刑部秉公审讯，务得实情，期于毋枉毋纵。”而且特别提示，也就是警告：“至案内各犯，着杨昌濬派委委员，沿途小心押解，毋得稍有疏忽，至干咎戾。”

这道上谕是十二月十四日经由内阁明发。穷京官年底下有各种开销债务要清偿，个个焦头烂额，愁眉不展，但看到这道上谕，为之心胸一畅，平添了几分撑持着过年关的勇气。

可是，在刑部却有人为此大伤脑筋——此人非别，正是刑部尚书桑春荣。因为第一，宝鋆早有嘱托，希望他对此案格外关顾；第二，浙江巡抚杨昌濬刚派了一份重礼。外省督抚，入息优厚，尤其是东南膏腴之地的封疆大吏，逢年过节，对京中要员必有点缀，送上的红包，在夏天名为“冰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