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詹。”詹善政自告奋勇地出头，“贵姓？”

“我姓吴。”吴地保说，“从前没有见过你老？”

“我是丧家的远亲，特为赶来帮忙。老吴，我们对面坐！”

对面就是一家酒店。吴地保跟着他到了那里，詹善政挑了一个隐蔽的座头落座，好酒好菜叫了许多。吴地保不发一言，只用略带怀疑的态度看着。

“不必客气。一朝生，两朝熟！”詹善政从身上摸出一张银票，故意先亮一亮，是十两银子，然后折得小小的，推到吴地保面前，“一点小意思，不要嫌少。”

吴地保见钱眼开，尊他一声：“詹老爷！这是为啥？请你说明白了，我才敢收。”

“没事！钱老板服毒，你只当不知道有这回事。”

“咦！不是说，要我去报案吗？”

“不要报，不要报。急病死，何必报官相验？”

“急病死的？不对吧！詹老爷，你话我不懂，而且——”他迟疑着没有再说下去。

“你是说，丧家自己为啥不跟你说，要我来出头，是不是？”

詹善政到这时候不能不说实话了，否则会引起误会，疑心他牵涉在人家的命案之中，有杨乃武前车之鉴，绝不可大意。于是他说：“老实告诉你，钱老板的服毒，是为了难以做人——”

他从钱坦当时被迫作伪证谈起，一直谈到昨日杨家全家登门叩求。然后分析，何以呈报服毒自尽以后，县衙门差役会借追究死因，搞得钱家破家荡产的缘故。詹善政自道见义勇为，不能不挺身出来为钱家出主意；地保是本乡本土的熟人，理应帮帮钱家的忙。何况这样做法，不须担何责任，何乐不为？

这番话加上那十两银子的红包，终于将对方说动了。钱家的老娘很明白事理，对詹善政肯这样急人之急，热心设谋，为她家挽回了可能会破家的一场大祸，十分心感。一口答应，如果省里来传唤钱坦作证，她愿代死去的长子，上堂作证。

驳审的部文早就到了，但无人主持，一直搁在那里。学政胡瑞澜正忙着岁试“按临”各府——省各州县已入学的“生员”，亦即秀才，照规矩说，应该在家用功苦读，为了考较文字优劣，有无进步，每年由学政作一次考试，称为岁试。岁试由学政排定次序，亲临各州县出题阅卷，称为“按临”。其时，胡瑞澜正在海宁州、嘉兴府一带，预定十二月初方能回省。

臬司衙门当然也知道此案已遭驳审，只是没有人过问其事。蒯贺荪在十一月初一，照例随巡抚到文庙拈香，当夜暴疾而亡。因此便有许多议论，说蒯贺荪职掌一省刑名，论这场冤狱的造成，他要负最大的责任，遽尔毙命，实在是报应。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流言，传布得最广的是，说杨大姐曾经到东岳庙去焚表哭诉，求得一支签，是一首七绝：“荷花开处事方明，春叶春花最有情。观我观人观自在，金凤先到桂边生。”有人解释诗意，说官司要到明年春天，始有转机；六月里荷花开处，真相可以大白，八月里必有结果。

又有人说，签诗中隐藏着两个人名，一个很明显，最后那一句，明明道出“桂金”；另一个比较隐晦，“春叶春花最有情”，道是春来芳菲满眼，到处可以留情，暗写“春芳”二字。此案的凶手，实在是何春芳与桂金姐。

然而任何流言，不及一个真实的消息来得惊人。这个消息就是爱仁堂的钱老板，因为左右为难，结果一死以求解脱。杭州的士绅，都为这个消息所震撼了！因为钱坦这一死，无异证实了传了已久的流言，他确是在刘锡彤的逼迫之下，作了伪证。

钱坦如此，他人又如何？凡是可能作不利于刘锡彤的供词的人证，都有被迫而步钱坦的后尘，走向黄泉路上的危险！

这一案决不能在浙江审了！杭州的士绅询谋佥同，决定在京里活动，请由刑部提审。

在京里，主持此案的已变成兵部侍郎夏同善。他兼着弘德殿行走的差使，与翁同龢同为帝师。当初翁同龢主张驳审，便是由于从他口中获知实情，确有枉曲之故。所以在浙江的京官们，推他主持其事，顺理成章；而正直热心的夏同善，亦自觉义不容辞，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

在刑部，除了翁同龢以外，另外一位左侍郎绍祺亦颇主张正义。此人籍隶满洲镶黄旗，与翁同龢、夏同善同为咸丰六年丙辰的同年，公义私谊，都没有不支持夏同善的道理。

当然，夏同善亦不会独断独行。跟同乡京官商量的结果，认为官位较高，以及本身职司刑名或风宪的人，都不宜出面呈控。因为官位较高，则不免予人以仗势欺人的印象；而刑部官员及御史为此案呈控，更有假公济私之嫌。最好莫如由清议所归的翰林出来说话。

在京里的浙江翰林，以两个杭州人为首，一个是咸丰十年庚申的状元钟骏声，现任翰林院侍读；一个是国子监司业汪鸣銮，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不过，这两个人列衔，又不是在最前面，领衔的是在籍的一个杭州绅士汪树屏，这样安排，表示呈控出于地方的公意，并非浙江的京官，意图干预浙江的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