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姐只好施展苦肉计了。

一个眼色抛过去，杨太太又是一跪。这一次老板娘的动作很迅速，等她膝盖刚一着地，便拿她硬拖了起来。

“说来说去是我家乃武的错！不该为了一上夹棍，信口胡说，我先替他赔罪；将来等他出来以后，再来谢钱老板的救命之恩。”

“没有这话，没有这话！”钱坦连连摇手，“我怎么救得了他？”

“救得了！一定救得了！”杨太太说。

“一定救得了的！”杨大姐说，“钱老板，只要请你说实话好了！”

钱坦默然。人家的要求并不过分，实话直说，理所应当。可是说了实话会有怎样的后果呢？一想起来，不寒而栗。

杨家多少也了解他的处境。是商量好了来的，由杨大姐与杨恭治姐弟二人，轮番向钱坦央求，说他一说了实话，因为与前供不符，可能会有罪名，但一定设法替他上下打点；如果入狱，无论如何不会让他吃苦头。至于爱仁堂的生意，如果需要帮忙照料，只要他提出可行的办法来，譬如进货要垫本钱之类，杨家亦必定尽力。

另外是杨太太向老板娘下功夫，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诉苦。说到宁波府边知府动刑所受的苦痛，声泪俱下，害得老板娘也陪了一些眼泪。

在这样的情面包围之下，钱坦终于答应：上得堂去，会翻供说实话，杨乃武根本不曾在他店里买过砒霜。只要有这句话就够了！至于未买砒霜而说买过，其故何在，杨家认为不必问，堂上问他，他自然会说另一番实话。此时一问，陡然勾起钱坦的忧虑，大可不必。

等杨家千言万谢的告辞而去，钱坦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言不语，连晚饭都不想吃，只是坐着发愣。老板娘见此光景，唯有极力解劝，而钱坦只是摇头叹气，不断地说：“难做人了！难做人了！”

谁都可以想象得到他的为难。不说实话，对不起杨家，而且从此亦将不齿于乡里；说了实话呢，县大老爷的“纱帽”不保，还牵涉到陈湖等人，他们岂肯善罢甘休？别的不说，堂上一顿板子，就会打得人死去活来。

“难做人”只好不做人了！第二天一早，爱仁堂内哭声震惊四邻，钱老板自己吃了砒霜，报丧条子也送了杨家一张。杨太太大吃一惊！詹善政恰好在姐姐家里，连连顿脚，“糟糕了！糟糕了！”他说，“姓钱的要倾家荡产了！”

“怎么？”

“现在没有工夫跟你谈其中的道理。”詹善政说，“我马上要去找杨大姐商量。”

詹善政上京两次，见识大非昔比；杨大姐更是冷静而有魄力，明知上门吊孝，钱家一定会当他们冤家，怪他们逼死了钱坦，可是决不能少此一行，而且越快越好。

于是，找到杨恭治，备办了素烛、清香、银锭等物，专程赶到仓前。詹善政颇善做作，在灵床前跪倒磕头，放声大哭。哭的不是钱坦，而是想到这样一个重要人证，忽然失去，于杨乃武的官司不利，为至亲痛哭。

钱家本来对这两位吊客含着敌意，而这分敌意居然因詹善政的眼泪，消融了大半。哭罢起身，见有丧家男子招呼，问起来才知道是钱恺。

“钱二哥，”杨恭治说，“昨天到府上，初见令兄，哪知一夜工夫，会有这样的变化。”

“谁也没有想到！”钱恺痛心地说，“阴错阳差，前世一劫。”说着，掩面流涕。

“钱二哥，你先不要伤心，还有大事要办！”詹善政说，“人亡了，可不要再弄成个家破！”

“家破人亡？”钱恺惊得收住了眼泪，“怎么会？”

“怎么不会？钱二哥，你可有隐藏些的地方，我有要紧话跟你说。”

钱恺不答，只招招手，将他带到最后面的一间厢房，那里一半堆着药材，一半作了钱恺的卧室，连杨恭治在一起，三个人都坐在床沿上谈话。

“钱二哥，你报了官没有？”

“地保来过了，已经接过头，下午去报官。”

“千万报不得！”詹善政说，“你马上去通知地保。”

“为啥？”

“你想，钱老板如今是这件钦命案子里的重要证人，忽然说是服毒自尽了，上面自然要追查原因。那时，县衙门里派了人来，不由分说，先拿了你传了去审问，怎么得了？”

“啊！”钱恺懼然而惊，“这倒不可不防！”

“当然要防。快去追地保！”詹善政说，“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转，千万迟不得。”

“好，好！我派人去找地保。”

“还有，”詹善政问，“这个地保为人怎么样？”

“你问的是哪一点？”

“是老实，还是奸刁？”

“不大老实。”

“不大老实，就要使点手段。你派人先去骗了他来，跟他谈了，再作道理。”

钱恺答应着去了。地保住得不远，听说钱家有事商量，立即赶到。詹善政见此人生得瘦刮刮，脸上骨多肉少，俗语所说：“脸上没有四两肉。”是很难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