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不过有个拓本在这里，龚先生精于赏鉴，倒不妨看看，有什么特异之处。”

说着，从“护书”的夹页中取出一纸印拓。龚定庵接过来一看，朱文“婕伃妾娋”四字，不由得大吃一惊。

“印在哪里？”龚定庵问。

“在我船上。”

“可容借观？”

虽是萍水相逢，但龚定庵不但文名已著，而且大多知道他的家世。上海道是有名的肥缺，上海道的“大少爷”，当然是贵公子，看来是无意中遇见一个好主顾了，所以王秀才欣然应命，亲自回船去取玉印。

“今天怕不能去看房子了。”龚定庵很兴奋地说，“此印的来历，我略有所知，一直怀疑，未见得一定属于赵飞燕，因为汉宫中的赵婕伃很多，飞燕的妹妹合德，不也是婕伃吗？还有昭帝的生母，姓赵，也封婕伃。不过，现在一看拓本，足以破惑，确是飞燕遗物。”

“你连原物都还未见，就能下此断语！”李增厚不免怀疑，“你何所据而云然？”

“就在这个娋字上！”

“娋”与“趙”在这里是相同的。龚定庵指出，汉朝扬雄所著、晋朝人所注的十三卷《方言》，第十二卷中有这个“娋”字，解释是：“娋，姊也”。姐妹同封婕伃，赵飞燕是姐姐，用此“娋”字，巧合双关，这是第一个证据。

第二个证据更为明确，这“娋”字左面的篆法奇古，作飞鸟之势，非“燕”而何？

细看果然，不能说他穿凿附会。谈到来历，龚定庵说，在明朝，此印最早是严嵩之子严世蕃所收藏。严嵩父子败后，流入有名的收藏家项子京手中，后来又归无锡华家，最后为李日华所得。

李日华是万历年间江浙的大名士，精于鉴别，号称“博物君子”，他有两多：一是著作多，二是别号多。李增厚记得李日华的同乡后辈，嘉兴鲍昌熙所著的《金石屑》中，仿佛收得有李日华的一篇谈印的记载，到书架上捡出《金石屑》，在第三册中找到李竹懒的一篇短文，看头一句便惊喜过望，原来竹懒便是李日华的别号之一，而所记的正是赵飞燕的玉印。

“定庵，你听，”李增厚念道，“‘汉宫赵飞燕婕伃时印，不知何年流落人间。嘉靖年间曾藏严氏，后归项墨林，又归锡山华氏。余爱慕十余载购得，藏于六砚斋，为一奇品，永为至宝，若愿以十五城，岂能易也？’”

秦昭王愿以十五城易赵国所得的和氏璧，在李日华看，这枚赵飞燕的玉印，价值连城。经此品评，越发坚定了龚定庵的必得之心，但毕竟要看过实物，才能做最后的决定。

到得日中，方见王秀才重到李家，携来一个包裹，重重锦袱，真所谓十袭珍藏，最后出现的是一个手掌大的紫檀方盒，盒盖及盒身四周刻满了字，但龚定庵无暇细看，一伸手揭开盒盖，顿觉眼中一亮：那方凤纽玉印，约莫一寸见方，五六分高，通体洁白，只有纽旁有黍米大的一块红斑，格外显得鲜艳夺目。

看玉、看纽、看印文，龚定庵把玩不释，脑中渐渐形成一个体轻如燕的纤影，神游在两千年前的未央宫中，昭阳殿里了。

“请问，”龚定庵定定神问，“此印是足下的珍藏？”

“哪里，穷措大哪里有这样的福分，我是受人之托，为宝物觅一位新主人。”

“原主是谁？”

“原主姓顾，定庵先生不必打听。”王秀才开门见山地说，“如果有意收藏，我可以做一半主。”

“好极。”龚定庵亦就不必作什么客套了，率直问道，“条件如何？”

王秀才伸三指相示：“不能少于这个数。”

这当然不会是三百两银子，但三千两似乎是狮子大开口了，只好告个罪，将李增厚拉到一边去密谈。

“这王秀才的为人，老兄是否深知？”

“我跟他十几年的交情。”李增厚答说，“为人还不错。”

“他开价三千两，似乎过分了吧？我跟他初交，有些话不便说，能不能请你问问他，最少几何？说个实实在在的数目，我们才好磋商。”

“好！我来问他。”

问来的结果是，最少也要两千两银子。据王秀才说，已经有人出过这个价钱，他不肯脱手。因为开价的人很俗气，但龚定庵有意，又当别论。

“他说：这好比嫁女儿一样，总要挑一份人家。这方玉印在你收藏，是名花有主，所以照别人出过的价转让。当然，”李增厚又说，“总还有磋商的余地。”

“两千两银子，也不算贵，不过，我还要买房子，一下子花得太多，跟家父似乎说不出口。”龚定庵沉吟了一会儿问道，“不知道能不能以宝易宝？”

“我想，这没有什么不行。他原是干这一行的。以宝易宝，他又好多做一笔生意，何乐不为？我看，你们当面谈吧！”

果然，王秀才对此颇感兴趣，问龚定庵预备拿什么来交换。

“我有一部好帖。”

“这是‘黑老虎’，价钱很难估。”王秀才说，“定庵先生不妨谈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