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是赍送大总统当选证书的人选。保派核心分子希望由两院议长为代表，但王家襄既未参加投票，肯不肯充任此一类似“劝进”的专使，颇成疑问。因此，只好做成这样一个结论：如果王家襄不愿，由众院正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去一趟保定。

另一件事就大煞风景了。有个众议员叫邵瑞彭，将拿到的支票，拿到天津用珂罗版印了出来，分送各报馆，同时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了一状，被告是高凌霨、王毓芝、边守靖、吴景濂，一共四人。

事由当然是告他们进行贿选。状子中说直系自“国会恢复以来，以遥制中枢、联结疆吏、四方搜刮、筹集选费为第一步；以收买议员、破坏制宪、明给津贴、暗赠伕马为第二步；以勾通军警、驱逐元首为第三步；以速办大选、定期兑付、诱取投票为第四步。近月以来，高凌霨、吴景濂、边守靖、王毓芝等与不肖武人，假甘石桥房屋组织买票机关，估定票价，传闻每票自五千元至万余元不等，竟公然发出通知，召集在京议员五百余人至甘石桥俱乐部，表面称为有事谈话，实则发给支票”。接下来，便陈述支票的出票人、兑付银行等等，附上影印的支票，作为证据。

由于邵瑞彭是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去拜访检察长，一见了面，当场递上状子，使得检察长无法闪避，只有“求援”了。

“求援”其实也是请示。一个电话打给保派嫡系的司法总长程克，报告其事，程克答说：“状子我没有看见，我不知道能不能驳回。”

“驳是能驳，不过舆论会攻击。”

“舆论几个钱一斤？”程克在电话中激励，“你别怕！只要把这件案子驳回了，我保你升官。”

驳这件案子就能升官，相对地如果受理这件案子，可能就会丢官。权衡利害得失，这个检察长，决定亲自来处理此案。

于是在会客室开侦查庭，隔着长桌，相向而坐，书记官另据一张小桌做笔录。姓名、年龄、籍贯当然不必问了。

“邵议员，”检察长问说，“你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没有？”

“没有。”

“你是大总统的选举人？”

“是的。”

“那么，你选谁呢？”

邵瑞彭一愣，也有些不高兴了，便即问说：“这与案情有关吗？”

“你不回答也不要紧。”检察长说，“邵议员既然没有竞选大总统，那么随便选出谁来，对你都没有损害，是不是？”

一听话风不妙，邵瑞彭便说：“当然有。”

“请你具体指陈。”

“贿选出来的大总统，一定卖官鬻爵括地皮，才能把本钱捞回；这一来整个国家受害。我是国民一分子，当然蒙受损失。”

检察长笑了，“邵议员，脱离我现在职务上的立场，我充分同情你的看法。可是，”他收敛了笑容说，“这是政治问题，不属于司法的范围。司法要讲具体事实与证据。邵议员如果竞选大总统，而有人贿选，妨害了你当选的机会，才有损害之可言。现在邵议员并无损害，就不是利害关系人，当事人不适格，本案无法受理。”

不说“驳回”而说“无法受理”，措辞虽很婉和，却仍惹起了邵瑞彭冲天的怒火。这个检察长很厉害，见此光景，先发制人。

“邵议员，请冷静！这里看来是会客室，实际是法庭。”说着，向门外看了一眼。

门外有两名法警站着，邵瑞彭悚然心惊，检察长已经作了暗示，如果“咆哮公堂”，在法律上名为“藐视法庭”，亦可安上“妨害公务”的罪名，法官有权当庭收押，这个眼前亏可不能吃。

于是他将一腔怒火压了下来，冷静地想了一下说：“我如果改为检举呢？”

“检举什么？”

“检举被告妨害大选。请问检察长，受理不受理？”

“这是公诉罪名，当然受理。不过，”检察长问，“证据呢？”

“咦！”邵瑞彭指着支票影本说，“这不是？”

“这不是！”检察长信口而答，“你虽收到‘洁记’支票，据说出票人是直隶省议会议长边守靖，可是你无法证明这张支票是行贿的款子。”

“你可以传出票人来问。”

“我不能贸然出传票。如果他到庭说是私人债务，问我何以认定是贿款。我没有话回答，传他就成了滥用职权了。”

邵瑞彭为之气结，沉吟了好一会儿说：“检察长，我们平心静气谈一谈，好不好？”

“好！我离开职务的立场来谈。”检察长回头对书记官说，“现在是暂时退庭休息，私人谈话，不列入笔录。”

邵瑞彭看他步步为营，知道搞不过他，但灵机一动，认为出气不成问题，心境暂告平静了。

“这几天报上连篇累牍，登的都是贿选新闻。请问老兄，你真的认为‘卖布总统’当选是干净的吗？”

“不，不！”检察长大为摇头，“我跟你的看法一样。”

“既然如此，你何不主动发挥你的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