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倪嗣冲不便明说，只照冯国璋的意思，打了个措词婉转的电报给张作霖，问他入关的本意。

张作霖的复电是：“只求得一完全巩固之责任政府，共谋国是，他非所知。”这一来，王士珍完全明白了，原来奉军入关，是为倒阁而来的。当下“退避贤路”，专车出京到天津暂住。

这一来，政治的重心突然移到了关外，北宁铁路上冠盖络绎，自以为在时局及组阁问题上有发言资格的人，都派了代表到奉天去看张作霖，表达对大局的意见。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北京造币厂监督吴鼎昌，他是徐世昌的代表。

当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势，是徐树铮一手所造成。张作霖此时还没有问鼎中原之心，目的只希望统一东三省，以将来得段祺瑞之助，驱逐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鲍贵卿，作为与徐树铮合作的条件。而徐树铮的两大目的是捧段出山及联奉制直，此时看到时机成熟，便与吴鼎昌谈好了步骤，征得张作霖的同意，用他的名义，开始发动。

首先是由张作霖分电各省督军，主张共推段祺瑞组阁，提议请曹锟、张怀芝领衔发表通电，且不必说推段的话，只说大局不安，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担当得起的内阁总理，其人选“请东海与元首商定”。等通电一发表，请曹汝霖与吴炳湘二人负责联系，催促徐世昌发言，安排段祺瑞组阁的手续。预计三天至五天的工夫，大功即可告成。

哪知事出意外，曹锟愿意拥护段祺瑞，只是领衔发通电，却不免踌躇。这个问题不大，曹锟不愿，可以找别人，让徐树铮跳脚的是，内部有人在捣鬼。

原来段祺瑞的作风很特别，只要他相信的人，谁都可以放手办事，出了麻烦，他来负责。因此他左右的红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大家各行其是。段祺瑞只是“择善而从”，很少去问问别人的意见。事实上他亦并不十分了解每个人在做些什么，像徐树铮在关外跟张作霖、杨宇霆所谈的一切，他就不大清楚，所以在秦皇岛军火被扣以后，居然致电张作霖严词质问，要求发还。

就为了不了解徐树铮的步骤，所以听说张作霖希望他出山时，他还在迟疑。靳云鹏、段芝贵都劝段祺瑞慎重，出山容易，下台很难，反正“参战督办”权力很大，居其实而不居其名，做好了更好，倘或力不从心，责任亦比较容易推卸。段祺瑞觉得他们的话很有道理，所以迟疑着不愿出山。

他不知道靳云鹏、段芝贵劝他的话，都出于私心。靳云鹏经手大批军饷，差使甚肥，生怕段祺瑞一组阁，不必再有这个因人设事的“督办参战事务处”，明令撤销，业务归并陆军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的差使亦就完蛋了。

段芝贵更是异想天开，有意代理王士珍的职务，过一过内阁总理的瘾——这是出于王克敏的怂恿。他本来是梁启超约来的，与段祺瑞的关系并不深。心想梁士诒已经与朱启钤、周自齐同时被撤销了通缉令，而且已经由日本到达天津，如果内阁改组，极可能由梁士诒接掌交通，而曹汝霖经手西原借款，接任财长是顺理成章的事。唯有内阁不改组，自己才得蝉联，因而教了段芝贵一套话，叫他去看张作霖。

怦然心动的段芝贵，决定照王克敏的话去试一试。不过他是袁世凯称帝时，为张作霖从关外撵出来的，还不好意思亲自出关，派了个亲信去见张作霖，希望支持他代理内阁总理，交换条件是发表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

张作霖最恨人忘恩负义。老段待小段甚厚，而小段居然挖老段的墙脚，在张作霖看，是件绝对无法容忍的事。加以有徐树铮在旁边历数段芝贵的种种劣迹，张作霖越发光火，当着来使将段芝贵臭骂了一顿，连信都不回。

在曹锟这方面，徐树铮亲自出保定，与曹锟的胞弟、直隶省长曹锐去接头，才知道曹锟怕段祺瑞复出，李纯的江苏督军不能安于位。徐树铮当即表示，可以劝请段祺瑞让步。恰好攻湘的第一路军打了个胜仗，攻陷了入桂要冲的岳州，主义派声势一振，加以刚刚由东京回任的日本公使林权助，出面请徐世昌斡旋僵局，于是局势急转直下，等十九省军民首长，包括“长江三督”在内，劝段祺瑞出山的通电一到，冯国璋便不能不明令发表，以段继王，改组内阁。

这件大事，徐树铮自然要插手，他认为财、陆两部，也就是王克敏、段芝贵非去不可。在天津面邀梁士诒接掌财政，而梁士诒转保吴鼎昌，此人才具是够了，资望却还不足。因此徐树铮建议，由段祺瑞自兼财政，而以吴鼎昌为副手，过相当时期，再提升他为总长。如果段祺瑞不肯自兼，则不妨由曹汝霖兼署。至于陆军总长，徐树铮保荐烟台镇守使聂宪藩，认为他可以胜任愉快。

对于段芝贵，由于“一方面脸厚而欲奢，一方面手软而情重”，毕竟一仍其旧。至于财政总长，段祺瑞亦不愿自兼，听从徐树铮的意见，请曹汝霖兼摄。

段祺瑞开门见山地说，对西南用兵，以筹措军费为第一大事。财长一席，大家不敢担任，他相信曹汝霖肯负这个责任，而且也有勇气。希望能跟他同任艰巨，兼摄财政总长，主持西原借款，同时推荐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