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避免用“朕”及“上谕”字样，免得刺激国民公意；第二，不说“不得已而允如所请”，只说张勋“率领军队，入宫盘踞，矫发谕旨，擅更国体，违背先朝懿训，冲入深居宫禁，莫可如何”。

这个将一切责任推到张勋头上的原则，是段祺瑞早就与他的智囊们商量好的不二法门。所以早在马厂誓师时，梁启超执笔的讨逆檄文中，便对张勋作了丑诋。他说：“该逆张勋，忽集其凶党，勒召都中军警长官三十余人，列戟会议，复叱咤命令，迫众雷同。旋即挈康有为闯入宫禁，强为拥戴。世中堂续叩头力争，血流灭鼻，瑾、瑜两太妃痛哭求免，几不欲生。清帝孑身冲龄，岂能御此强暴？竟遭诬胁，实可哀怜。”远比陈琳讨曹操、骆宾王讨武则天的檄文来得肆无忌惮。

但想不到有冯玉祥代表“北洋军界全体”，要求驱逐溥仪的通电发表。段祺瑞、徐世昌想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已不太可能。除了清室必须保全以外，复辟的祸首，就不能不办了。

于是继七月十七日“据内务部呈称，准清室内务府函称：奉谕‘云云’等情，此次张勋叛国矫挟，肇乱天下，本共有见闻，兹据呈明咨达各情，合亟明白布告，咸使闻知”这一道由“国务总理段祺瑞”具衔的“大总统令”以外，第二天又有一道“惩治复辟祸首”的命令。

命令中说：“除张勋已于六月褫夺官勋，明令通饬严缉，及雷震春、张镇芳、冯德麟，于十五日分交法庭，依法严惩外，所有此次同谋造乱之康有为、刘廷琛、万绳栻、梁敦彦、胡嗣瑗等，均着京内外军警长官，一体严缉惩办。其实被罔胁者，一概从宽免究。”此时除康有为在美国公使馆，万绳栻在法国医院以外，刘廷琛已潜回老家，胡嗣瑗本在冯国璋幕府，覆巢之燕，重回故垒。梁敦彦亦列名祸首，令人不无意外之感，而实在并不冤枉。

此人字崧生，广东顺德人，与唐绍仪同学，都是曾国藩所遣派的“留美幼童”出身。但除了英语说得跟美国人一样以外，别无所长，所以虽在袁世凯时代当过外交总长、交通部长，但当过就算了。外交界、交通界都当没有这个人一样，有事从来都不曾想到过他。

因此，当张勋复辟时，他听说少一名“外务大臣”，便兴冲冲地毛遂自荐，自道与各国公使都有交情，可以说服他们承认复辟。及至“拜印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奔东交民巷，分访各国公使，要求承认，当然碰了一鼻子灰。后来又要求使节团出面调停战事，亦遭峻拒。好些“议政大臣”对他不满，认为他太无用，只一味会吹牛，误了大事。由于风评如此不佳，段祺瑞左右，便拉了他来凑数。好在他的外国朋友不少，不必托庇使馆，只要一进东交，便不愁没有藏身之处。

最倒霉的当然是被捕的雷震春、张镇芳、冯德麟，其中张镇芳霉气最重。雷震春有段芝贵，冯德麟有张作霖保，只受了几天牢狱之灾，张镇芳就不同了。

张镇芳自恃与袁世凯为中表兄弟，而且为人刻薄，所以一向人缘极坏。由于段祺瑞在袁世凯窃号自娱时，不肯盲从，结怨更深。这一次天网恢恢，以复辟祸首被捕，没有人肯出面保他，更没有人为他到段祺瑞那里去求情。于是天津地方法院公事公办，押在看守所，家属请求保释，批示不准。

这一下只好请律师。当时京津一带最红的一个律师叫汪有龄，字子健，杭州人，以日本留学生在民国元年当过司法部次长，好些庭长、推事是经他的手放出的。他之能获得当事人的信任，这一点很有关系。张家请他辩护，亦就是看中了他在司法界的这层渊源之故。

汪有龄心想，复辟祸首，身系囹圄的，只有张镇芳一个，以后也不会再有人被捕。所以办了张镇芳，就等于办了全部祸首，此案必为全国视线所集。“千夫所视，无疾而死”，为了满足社会的疾恶情绪，张镇芳判罪绝不会轻。案子既不会轻，而且替复辟祸首辩护，必挨小报的骂，因而敬谢不敏，借口是他要忙于竞选。

越是如此，张家越要请他，托出好些朋友来打招呼。汪有龄勉强松口了，提出的条件是公费十万元先付，辩护到不判死刑。张家无奈，决定接受。

案子审得很快，判了十年徒刑。张家要求上诉，汪有龄说：“不判死刑，我的责任已了。上诉请你找别人。”

“还是要请汪大律师帮忙。”

“那得另外算公费。”

“是，是！”张家也豁出去了，“请汪大律师吩咐一个数目，马上送过来。”

汪有龄总算还讲“职业道德”，当下很诚恳地说：“我老实告诉你，这一案想改判无罪，是绝不可能的事。上诉就算不被驳回，至多也不过减个两三年。判十年与改判七八年，并没有多大分别。不如放弃上诉，表示悔罪，等事情冷一冷，托个大有力的人出来，请求特赦，不过一年半载的牢狱之灾而已。如果一上诉，将来请求特赦的文章就不好作了。”

张家将这番话转告张镇芳，问他的意思。张镇芳认为极有道理，告诉他的家属，不妨找倪嗣冲出面，请求特赦。

倪嗣冲是最幸运的一个，当时发起复辟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