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滑的复电，开头称贺：“天祚圣清，复正大位，群情欢洽，矧在老臣？”其次表示：“幸祭昌明，亟思展觐。”但最后却是婉言辞拒入京的邀请，托词是“时当炎夏，辄扰病魔”，只好“稍缓时日，再图趋教”，更特别声明：“并非托故，当蒙鉴原。”这又是向反复辟的人表明心迹，他曾“托故”不参加复辟。当然，复辟果真成功，则正好“趋教”，话也很容易转得过来的。

但就眼前而言，即令王士珍被劫持，而既有冯国璋之代行大总统职权，复有徐世昌的消极反对复辟，则段祺瑞对北洋系统，已具有绝大的号召力，所以檄文所至，各省响应，是在意料之中。

檄文出于梁启超的手笔，最后一段说：“祺瑞罢休以后，本不敢复问国事，惟念辛亥建设伊始，祺瑞不敏，实从领军诸君子后，共促其成。今已服劳于民国，不忍坐视民国之颠覆分裂而不一援，且亦曾受恩于先朝，更不忍听前朝为匪人所利用，以陷于自灭。”这不但自己站稳了脚步，圆满地解释了“受恩先朝”而又何以反对复辟的原因，而且已为“小朝廷”预留开脱的余地。只是“匪人”包括康有为在内，出诸梁启超的手笔，实在让“圣人”难堪。

檄文发布之日，讨逆军总司令部亦即成立。段祺瑞自任总司令，以梁启超、汤化龙、李长泰、徐树铮为参赞，分别赞襄政治、军事。又以傅良佐、曲同丰为参议。总司令部下设五大处：秘书张志潭、军需曾云霈、交涉刘崇杰、交通叶恭绰、军法丁士源。

到得七月六日，战斗序列亦编成了，段芝贵、曹锟分任东西两路总司令，段祺瑞自领中路，以第八师为主力，李长泰兼前敌总指挥。第十六混成旅配属东路，冯玉祥被加委为第一梯队司令。

其时上海则有中山先生与海军总长程璧光，西南则有陆荣廷、岑春煊，江浙则有冯国璋、杨善德，纷纷通电讨逆。同时冯国璋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职务，段祺瑞亦接受委任复职，在天津设立国务院办公处。军事与政治两方面的声势，足使张勋胆寒。

到得这时候，张勋才知道包办复辟犹如一个人独享一桌盛筵，再好的胃口也是消受不了的，甚至首席也不是他应该坐的。想来想去，唯有请一个人出山，才有维持这个局面的希望，这个人就是徐世昌。

事实上载沣、陈宝琛、世续早都持此一看法，所以张勋上殿一奏，立即获准。但下上谕、派人迎接都嫌不够力量，决定由世续亲自打电话给徐世昌，极力劝驾。

而就在这一天，东西两路都已发动攻势。守万庄的辫子兵，溃不成军，逃回北京，而驻通州的第四混成旅张锡元，驻南苑的陈光远部队，亦早都与段祺瑞、冯玉祥有了联络。因此，不过一天的工夫，十六混成旅宋哲元部及第八师王汝勤，已经占领以种花出名的丰台，直逼京城西南角了。

见此光景，张勋已知必败，唯一的打算是，不至于一败涂地。因此，一面奏请开去内阁议政大臣及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各差缺，一面陈兵天安门、景山、东华门、西华门及他私宅所在的南河沿，摆出不惜玉石俱焚的姿态。

这一来宫里慌了手脚，背着张勋商量，由康有为、梁敦彦去见日本公使林权助，请他出面向段祺瑞说，不必苦苦相逼。林权助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婉言谢绝。

于是仍旧只有寄望于徐世昌，但已不是来请他“辅政”，而是请他来收拾残局，尤其希望清室能继续享受优待条件。

这在徐世昌是“义不容辞”的事，但他只愿为清室“竭力维持”，对张勋一无愿作援手的表示。这就逼得张勋不能不预备掀底牌了。

七月八日那天，他发了一个通电，首言“复辟一举，声应气求，吾道不孤，凡我同袍各省，多预其谋：东海、河间，尤深赞许，信使往返，俱有可证。前者各省督军，聚议徐州，复经商及，列诸计划之一”。将徐世昌、冯国璋两人亦牵扯在内，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失着。

因为这一来，徐世昌，特别是已经宣布代理大总统的冯国璋，想帮张勋的忙也帮不上了，不然便有同谋袒护之嫌。因此，冯国璋在发布了褫去张勋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的职务，特任倪嗣冲兼署安徽督军的命令以后，进一步绝了张勋的归路，下令将张勋未经随同入京的部队，改归倪嗣冲节制。

张勋却还在做全师撤回徐州的打算，他在通电中说：“本日请旨，以徐太傅辅佐，组织完全内阁，召集国会，议定宪法，以符实行立宪之旨。仔肩既卸，负责有人，当即面陈辞职。其在徐太傅未经莅京以前，所有一切阁务，统交王聘老暂行经营，一俟诸事解决之后，即行率队回徐。”

“王聘老”——王士珍却真有左右为难之苦。他本不赞成复辟，但既为张勋拖下水，当了“议政大臣”，不能不为“皇上”分忧。事实上七名“议政大臣”中，亦只有他跟陈宝琛在身份、地位上够资格与各方周旋。当然，他既不能唱反调，就不能不循从陈宝琛的意见。而陈宝琛因为力赞复辟，当然要图最后挽救之计，与张勋、王士珍商量，寄最后希望于张作霖，拟了一道上谕，授张作霖为东三省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