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士元点点头说：“请总理出张条子，我马上把开滦股票送过来。”

“好、好！”段祺瑞随即提笔写了一张收据：“讨伐复辟之需，借用直隶财政厅所有开滦煤矿股票一百万元正。”下面署了姓名。

汪士元先不取收据，只说：“我亲自送了来。”

等他一走，段祺瑞问曹汝霖：“你有办法抵借不能？”

“天津日本银行的经理，我都不熟。”曹汝霖问道，“北京我可以去吗？”

段祺瑞懂他的意思，毫不迟疑地答说：“不要紧！我叫陆军部派车在车站接你好了。”

说完，段祺瑞便关照徐树铮亲自去联络。等汪士元将股票送到，北京方面也联络好了。

到了北京前门车站，找陆军部的周庶务，便是徐树铮告诉他的。曹汝霖不知道范国璋的底细，不能不耍个花腔，防他如果是张勋方面的人，听说他是受段祺瑞之托来跟王士珍有事接头，就不会再注意他的行踪。

摆脱了意外邂逅的范国璋，跟着小周上了汽车，直驶东交民巷。曹汝霖寻思，正金银行受日本政府管理，做这笔押款由于牵涉到讨伐张勋，或许会打电报到东京银行去请示，不但时间会拖延，更须防备走漏消息，误了大事。因此他决定到三菱公司，跟那里的经理秋山昱去通融。

一见了面，曹汝霖道明来意，只说有急用，要拿开滦煤矿股票抵借一笔款子，并不明说是何急用。秋山昱心照不宣，立即同意，照票面额抵押一百万元。当时便签了借约，秋山昱开出一张中国银行的支票。前后不到二十分钟。

在六国饭店吃了饭，曹汝霖连家都不回，搭车赶回天津，当夜将支票交了给段祺瑞，自然满意万分。

第二天上午再到王家，正好李思浩也到了。他是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的署长，手里有一笔“另款”可以动用。本来由于民国二年袁世凯向英、法、德、日、俄五国大借款，是以盐税作担保，所以特设盐务稽核所，一向由洋人控制盐税收入，以便按期偿还外债。多余的款子，名为“盐余”，照道理可由中国政府支配，但洋人亦把持不放。理由是万一盐税收入不足，便可由“盐余”抵充。因此，“盐余”虽可作为中国政府的政费支出，但必须先经盐税稽核所审核用途，认为必不可少，方准动用。

这时的盐务署长是张弧，籍隶浙江萧山，与李思浩的老家浙江慈溪，都在钱塘江以南，勉强可算小同乡。李思浩是盐务署之下，三个厅之一的场产厅厅长。两人的公私交谊都很好，有事悉心筹划，终于让他们找出一条得以争回部分控制权的路子。

原来从清末以来，各省应解盐税，例有拖欠。所以每年解送的税款，新旧掺搭，即是大部分为新收，小部分为旧欠。他们找洋人交涉，说“盐税担保大借款，是指民国二年以后所收的盐税而言，补缴民国二年以前的旧欠，不在其列。因此监务稽核所对于这部分税款，无权干涉”。

这个理由洋人驳不倒，只好将附在新收中所补缴的旧欠，另外列账，名为“监务另款”，每月亦有数十万元之多，是监务署可以自由支配的。段祺瑞讨伐复辟，需要一百五十万元。整数已有着落，所缺的五十万，要求李思浩筹措。

前一天晚上，彻夜用电话联络，李思浩不负所命，提出“另款”，另外又借了一笔钱，凑足五十万，及时送到。万事齐备，“东风”亦不缺，就只待跟冯玉祥去疏通了。

冯玉祥其时由于徐树铮、傅良佐的排挤，由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调为正定府第六路巡防营统领，为了表示消极，在京西三家店附近，天台山上的一座庙中读兵法。得到“龙旗又挂了起来”的消息，他是不甘寂寞，唯恐天下无事的性情，所以立即动身下山，在三家店乘车到西直门，转道丰台。

巧得很，一到丰台，便遇到。

陆建章在袁世凯手下，另成一个系统，与“北洋三杰”的王龙、段虎、冯狗，格格不入。所以徐树铮及段祺瑞的其他亲信，都视陆为“危险分子”，打击冯玉祥亦就是为了裁抑陆建章。现在冯玉祥要跟段祺瑞一起，自然先要去问问“娘舅”的意思。

“这次复辟是段芝泉一手搞出来的把戏。老段自动出京，没有法子再回去，拖出张绍轩这个傻瓜来撵走黎菩萨。他自己再来撵张绍轩。一面盗名、一面得实，算盘打得极精。这件事，你让他自己去搞，只好帮忙，不必认真。”

这意思是暗示冯玉祥见机而作，如果张勋打不倒，亦不妨反过来打段祺瑞。听得“娘舅”如此指点，冯玉祥默喻于心，当即搭车仍回廊坊。

哪知段芝贵连派两名使者，追到廊坊来请冯玉祥，无论如何非到天津去一趟不可。冯玉祥便跟着去了。

到得王郅隆家，段芝贵出迎，“焕章兄”长，“焕章兄”短，非常客气。寒暄了一阵，说：“还有位朋友在这里，不妨见一见。”

这个朋友，正就是擅发段祺瑞的命令，免除冯玉祥十六混成旅旅长职务的傅良佐。

“焕章老弟，”傅良佐见面先道歉，“上次调差的事，我对不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