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称之为“中堂”——“请示中堂，司官的上下，怎么分？”

张镇芳想了一下答说：“帮办以上是司官以上，科长以下是司官以下。”

“是！”总务司长回到办公室，先将“手谕”送交本部会计科；四道公文发交文书科缮写。

“司长，”文书科长走来问道，“奏折照规矩不用印，没问题。咨跟札怎么办？尤其是布告，用旧印似乎不成话吧？”

“这确是个问题。”总务司长反问，“你看呢？”

“只好‘借印’。借旧印一用。”

“不好！‘借印’不如‘制印’。”

“可是怎么制呀？而且立等要用。”

“你找吴录事去。”总务司长说，“他一定有办法。”

吴录事落拓不羁，但多才多艺，只是脾气太坏，惹恼了他，连“堂官”都照骂不误。文书科长知道他吃软不吃硬，找到他办公桌前，先掏烟相敬，而且亲自替他点火。

吴录事倒不好意思了，起身说道：“科长这么客气，一定有事要我办。请说吧！”

“是司长指点的，说老兄一定有办法——”接着，道明了来意。

“好办！找块没有用过的洋胰子给我。”

等把肥皂找了来，吴录事将浮面刨去一层，切成正方，然后找把扦脚刀，不消半点钟，便刻成了一方“度支部印”。

钤印出来一看，宛然如真，无论规制、篆法，找不出丝毫破绽。“妙极！”文书科长说，“可惜不耐磨，用不了几天就完了。”

“你还打算用多少时候？”吴录事冷冷地答一句，“也就不过几天的工夫。”

第二个到部视事的是雷震春。他倒没有拜印，不过传谕部员“堂参”。陆军部中军官居多，穿的还是军常服，与翎顶补褂的“堂官”在一起，显得格格不入。

“堂参”领头的，也是个司长，管“步兵操典”的军学司长。他事先就提醒大家说：“军服在身，要照规定行事，三鞠躬再敬礼。不能打千，更不能磕头。”

因此，“堂参”只是三鞠躬。雷震春有怏怏不足之意，欲待“纠正”，却以半夜起身，宫门“请安递折”，又去贺了张勋，这么来回一折腾，烟瘾大发。命听差在“签押房”间壁的小客厅中，摆开烟盘，躺下来先抽大烟要紧。

正当瘾快过足时，有了个贺客，是陆军第三师师长范国璋，与雷震春是老朋友，但近年踪迹渐疏，这天是特意来“套近乎”的。

领到小客厅中，雷震春只在靠枕上微微颔首为礼。向炕床前一张方凳指一指，示意请坐。

范国璋看他衔着烟枪，就不作声，等他抽完这一筒再说话。哪知雷震春抽完了最后一口，将烟枪一扔，蹶然而起，大声说道：“你倒还认识我？”

范国璋始而发愣，继而发火，霍地起立，掉头就走，走出小客厅，重重地一口唾沫吐在地上，冷笑着说了句：“小人得志！看有几天猖狂！”

说完出门，坐上马车，关照到前门车站，决定到天津去看段祺瑞。

到得前门车站，只见站前停着一辆挂着陆军部牌子的汽车——整个北京城的汽车，不到二百辆，半数属于东交民巷及王府井大街的使馆及外侨所有；其余半数中，十分之八，属于达官贵人，十分之二属于富商巨贾。当此“改朝换代”之际，实有兵荒马乱之感，所以相戒闭门观变，汽车都停在车房中。偌大前门车站前面的广场，只停了三辆汽车。陆军部的车子，悬了一面白底红字的牌子，格外醒目。

“这是谁坐来的？干吗？”范国璋一面想一面踏进车站，先到餐厅休息，同时命随带的马弁去定“包房”。

餐厅中的客人，跟站前的汽车一样，少得可怜，大概不上十个人。因为如此，穿军服的那位，亦就格外醒目。范国璋走过去一看，认得是陆军部办庶务的小周。

小周当然也见到了范国璋，站起来行了礼，招呼着说：“范师长，请坐！”

“你来干什么？”

小周左右看了一下，低声说道：“陈师长派我来接天津来的一位客人。”

“谁？”

“现在还不知道。”

“这可是新闻！”范国璋问道，“要到什么时候才知道？”

“陈师长交代，天津来的电话，说只要等这班车到了，我在头等包房前面守着，自然就知道要接的是什么人了。”

“噢，”范国璋大感兴趣，“那么，陈师长又接的是谁的电话呢？”

“徐次长。”

这是指徐树铮。不言可知这位天津来的客人，与段系有密切关系。而行踪如此诡秘，亦可想而知，这位客人之来，与复辟一事有关，而且必是反对复辟，否则不必连姓名都要保密。

范国璋的原意就是要投奔段祺瑞，既然段祺瑞派了“特使”来京有所谋干，不妨看看，有什么可以协助之处，亦是一场功劳。

这样想着，便变了主意，决定暂时不走。小周却已开口相问：“范师长是接人，还是动身到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