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来搪塞，只好召集智囊团来商量。

有个原则是一上来就“询谋佥同”的，就是拒绝督军团的要求。但如何拒绝，却有态度上软硬不同的意见。

最强硬的一种主张是，不但依法驳回要求，而且要严厉告诫，在共和政体之下，主权在民，军人绝对不许干政。督军擅离防区，齐集京城，行动已经越轨，应该赶快返防。

最温和的建议是，分头疏通督军，请他们自己撤回报告。这两种意见，硬的太硬，软的太软。折中的办法是，由黎元洪召集领衔的孟恩远与王占元，当面作一番解释。

散了会以后，还有“智囊之智囊”的会议，一个是金永炎，一个是哈汉章。金永炎也是士官生，名不见经传，但却一直是黎元洪名副其实的参谋。他跟哈汉章的看法相同，政局的症结，既不在国会，也不在督军，而在段内阁。虽然徐世昌、王士珍都不愿出来组阁，但以中国之大，不见得除了徐、王以外，就没有第三个人能够接替段祺瑞。所以真到推车撞壁之时，黎元洪应该断然处置，先免了段祺瑞的职，再作道理。

“哪里死了杀猪屠，就只好吃带毛猪了？”黎元洪终于也下了决心，“看明天的情形！”

五月二十一日，黎元洪约见孟恩远、王占元。他的意思是，如果孟、王知难而退，不再胡闹，跟段祺瑞还有妥协的可能，否则就要“杀猪屠”了。

由于事先通知，大总统是以“陆海军大元帅”的身份，接见督军代表，所以孟恩远、王占元都以戎服晋见。时候一到，承宣官传呼：“大元帅出临！”乐队奏起立番号。孟恩远、王占元便在大客厅中一字排开，面北而立。

黎元洪自然身御大元帅制服，绶带勋章，腰挂军刀，在侍卫长、副侍卫长左右辅弼之下，步出客厅，向南一立。孟恩远与王占元“啪”的一声，碰响马靴后跟，双足并拢，行了鞠躬礼。黎元洪还了一鞠躬。

“你们的呈文，我看到了。我的答复是三个‘不’字：‘不违法、不怕死、不下令。’不过，你们的意见，我可以约国会议员来商量。”

“是！”孟恩远、王占元齐声回答。

“我的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是！”

“听明白就好了。”

孟恩远、王占元两人互看了一眼，取得默契，然后一鞠躬，向后退了两步，掉头就走。前后不到三分钟。

出了总统府，齐集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长雷震春家，袁世凯的老表张镇芳也在。他们是跟督军团约好的，如果黎元洪袒护国会，段祺瑞又以各种顾虑，不便公开支持督军团时，莫如仍旧到徐州去集会。

总统府方面，当然很注意督军团的动态，派在前门车站的密探，不断有报告来。一日之间，督军们散了十之七八。此外，有好些知名的政客，像林长民等人，亦已搭上去天津的火车，悄悄南下，目的地不知是天津，还是从天津再沿津浦铁路南下到徐州。总之，令人有种奇怪的感觉，政治的重心，似乎已经不在总统府、内阁、国会所在地北京了。

那么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最令人瞩目的自然是天津，其次是徐州。先说雷震春、张镇芳策动督军团到徐州去开会，但仔细查证，到徐州的督军并不多。比较起来，还是天津热闹。

在天津，当然以徐世昌为中心。在黎元洪左右，认为最费猜疑的就是这位“东海相国”。段祺瑞只想武力统一中国，张勋是要做大清的忠臣、复辟的元勋，冯国璋但求保住长江的地盘，王士珍恬淡自甘，唯有为了北洋“团体”的利益，才肯出山，都不难了解。唯有徐世昌心里在想些什么，谁也猜不透。

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黎元洪要对抗北洋，非得拉住徐世昌不可。哈汉章比较乐观，认为南方的冯国璋，足资奥援，一旦有事，勒兵北上观变，亦足以震慑一时。但有些人的看法不同，认为冯国璋并不可恃，以他的性情及与北洋的关系，是不是肯帮黎元洪来对付自己人，大成疑问。就算肯了，勒兵北上，在山东张怀芝那一关，就很难通得过。因此，仍以拉拢徐世昌为上策。

可是信使往还，徐世昌始终不肯出山，而且在对德问题上，他是支持段祺瑞的。于是有人提出一个见解：徐世昌亦未始不愿组阁，不过他怕人批评他夺了段祺瑞的权，所以坚辞。如果将改组这件事分成两截，先免段祺瑞的职，然后再敦请徐世昌出山，这样，非因徐去段，而是段去了，不能不请徐来收拾残局。那就没有嫌疑可言了。

这是一个打破困境的做法，黎元洪在召见孟恩远、王占元的第三天，下令免除段祺瑞的国务总理之职，以外交总长伍廷芳暂行代署。伍廷芳老病侵寻，公事大部分是他的儿子伍朝枢代劳。黎元洪接见外宾，亦常由伍朝枢担任传译。他们父子至少在争取外交使命方面的助力，是可以帮黎元洪的忙的。

此令一下，预料京内京外都会震动，所以黎元洪紧接着发了一个通电：“日来阁员相继引退，政治莫由进行，该总理独立支持，勤劳可念。当国步阽危之日，未便会久任其难，特依约法第三十四条，免去该总理本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