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事？此外伍廷芳敬谢不敏，唐绍仪反唇相讥，汤化龙力劝引退，张謇则婉转陈词，亦无非劝袁世凯急流勇退而已。

最使得袁世凯寒心的是，他原寄望于一手培植的江苏督军冯国璋能听从他的要求，联络未独立各省的督军、巡按使通电拥袁，好作为他恋栈的借口。哪知冯国璋的答复是：“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名可立”，趁早“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又说：“钧座在职一日，誓竭一日之孤忠，设事与愿违，则私谊拳拳，亦不忘于毕生”，言外之意，如果袁世凯不辞大总统，不“推让治权”，他为了公义，亦会举兵讨伐。

至于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提出的休兵条件，一共六条。前四条为：袁世凯于一定期限内退位，可贷其一死，但须驱逐至国外；依云南起义时的要求，将筹安会“六君子”以及劝进最力的段芝贵等七人，即所谓“十三太保”，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帝制筹备费及袁世凯用兵西南的军费，共约六千万，应抄没袁世凯及“十三太保”的家产赔偿；袁世凯的子孙，三世剥夺公权。

见此光景，徐世昌才知道局势的棘手，超过想象不知多少倍。袁世凯一着错，满盘输，摆在面前的是一局死棋。

“死棋肚里有仙着”，徐世昌自以为找到了起死回生的一着棋。他派密使到江苏徐州、安徽蚌埠，跟长江巡阅使“辫帅”张勋、副使兼安徽巡按使倪嗣冲去联络。张、倪二人，深表赞成。于是徐世昌派梁士诒、张镇芳二人去走这步棋。

梁士诒与张镇芳相约，一个走外线，一个走内线。

负责走内线的张镇芳，由于是袁世凯的至亲，所以兼理他的家务，在“洪宪”那几天，等于“总管内务府大臣”。他手下有个得力的管事名叫郭世五，跟溥仪的生父醇亲王载沣的管家张文治是好朋友。张镇芳由郭世五通过张文治，搭上了“内线”——醇亲王的福晋，也就是溥仪的生母瓜尔佳氏。

她是荣禄的女儿，由慈禧太后指婚为载沣的嫡福晋。她跟她丈夫的性情不大相同。载沣在辛亥那年摆脱了“摄政王”的衔头，回家很轻松地对他妻子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醇亲王福晋气得痛哭了一场。

在她眼中，丈夫是“窝囊废”。府里从张文治起，所有的男女下人亦都不怕“王爷”怕“老爷子”，醇亲王福晋规定下人对她必须用这个称呼，表示她是一家之主，更表示对外的大事亦须由她做主。

“对外的大事”便是“恢复祖业”。醇亲王福晋从没有一天忘记过复辟。

为了复辟，她亲自展开交际应酬，通过荣禄的旧部去活动各地的将领，起义“勤王”，但从来没有成功过。即令如此，她仍旧充分信任她父亲的旧部，甚至对袁世凯也能谅解。醇亲王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无不痛骂袁世凯，只有她是例外，说是“不怪袁世凯，只怪孙中山” 。

就因为这个缘故，张镇芳敢走她这条路线。张文治告诉她说：“民党逼袁世凯逼得太狠了，袁世凯宁愿恢复大清朝，徐世昌跟张勋、倪嗣冲都说好了。就怕王爷胆子小，请老爷子劝王爷出面，事情准成！”

“噢，”醇亲王福晋大为兴奋，“他们倒是怎么个做法呢？”

“这是机密大事，不能随便透露。如果王爷肯出面，袁世凯派张镇芳来见王爷，当面细谈。”

“好吧！”醇亲王福晋连连点头，“我跟王爷来说。”

到晚来夫妻灯下密谈，载沣结结巴巴地说：“兹、兹、兹事体大，我得找人来商量。”

“走外线”的梁士诒，在他设在交通银行的私人办公处所宴客。客人只得两位，一个是宣宗——道光的嫡长曾孙贝子溥伦，皇室中，只有他跟袁世凯打过交道。原来筹安会“六君子”在设计中华民国大总统转变为“中华帝国大皇帝”时，认为逊清皇室的“劝进”必不可少。通过各种关系，跟内务府大臣世续倒是说通了，但谁都知道，老醇王一支包括醇亲王载沣，贝勒载洵、载涛及宫中四位太妃，一提起袁世凯，无不咬牙切齿。这样一个形同篡位的仇人，反要推戴他做皇帝，这话谁敢去说？

但毕竟找到了一个可以跟载沣去谈这件事的人，就是溥伦。他肯给袁世凯卖力，有正反两个原因，反面的是，他颇有牢骚，当初穆宗——同治出“天花”，不治而崩，又无皇嗣，按宗法应该由他继承皇室，结果慈禧选了侄子兼外甥子的载湉。

这是旧嫌，还有新恨。溥仪在毓庆宫开蒙念书，选了三个伴读，一个是他的胞弟溥杰，一个是载涛的儿子溥佳，再一个就是溥伦的儿子毓崇。“伴读”除了陪伴读书以外，还有一样用处，代皇室受过。

孩子到底是孩子，总有顽皮不受教，需要加以责罚的时候，但皇帝毕竟是皇帝，既不能骂，更不能打。像这样为难的情形，早在周朝初年就发生过，于是摄政的周公想出来一法子：“成王有过，则挞伯禽。”伯禽是周公的儿子，打打不要紧，成王如果觉得过意不去，自然就会守规矩了，是个很好的法子。

但溥仪的伴读有三个，毓庆宫的师傅陈宝琛，却只把毓崇当伯禽，专找他的麻